第二个概念是讲农民工个体，在农村里的“三件衣服”脱掉，还保留着地，户口转了之后，在城里待了三四年，倒想回家了，我觉得本来这些地都在，宅基地也在，他愿意务农就务农，放弃城里的一切待遇回到农村，不转户口就回去，也一样生活，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更稳定

南方周末记者：私营企业接纳转户的农民工，没有减免税或其他政策优惠，企业用工是自主选择，如果不愿意雇佣转户的农民工怎么办？

黄奇帆：农民转户之后享有和城市居民职工一样的待遇，企业的确要增加一些成本，增加成本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的过程，这个成本是必须支出的。不然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规则就被颠覆了，企业要服从制度安排。

我不认为我们民营企业因为有这点成本增加，就会感觉委屈，会把企业搬到外地，会把已经有的农民工解雇了，如果真的这样做，就是非常短视。

大家都知道，中国沿海已经出现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在逐渐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该承担的成本必须要承担。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每当基本工资往上提的时候，养老、医疗保障同比例支出也会增加，但没有什么企业说政府把最低保障线往上提了，企业就要搬走或者把职工解雇。

一些国有企业也在推动这件事情，但国资委并没有出任何钱帮企业消化成本。民营企业也一样，外资企业也一样。那些在重庆的外资企业，今后有几十万农民工就业，没听说因为有这个政策，有人觉得不好，反倒是，他们认为重庆投资环境好，认为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会更稳定。没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今年在厂里有1 万人，春节回去之后再来就只有6000人，需要临时到别的地方招4000人。沿海一些城市，劳动力流失率每年在20%以上，有的40%—50%，年年培训，年年都是新工人，培训成本大大超过养老保险费。

所以，当企业的经理听说我们这里都是有户籍的农民工，在这里安家立业，可以长久稳定，培训出来的人就变成了熟工，重庆劳动力流失率平均在2%以下，这就是我们的投资环境，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土地处置坚持自愿与市场相结合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是高寒地或坡地，将来可能不能复垦，在地票交易时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像这种土地，不知道政府会接盘吗？

黄奇帆：有些宅基地卖十几万，有些高寒山地可能只有四五万。原则上一是自愿，一是有市场价。

我们这个地方解决的是农民工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这个类似于大城市出现的大量农民远距离进城打工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中国农民工进城的主流现象，我们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

各个省、各个城市情况不同，有的可能在城郊结合部，需要把某一个乡、某一个镇征地扩容，怎么因地制宜地做，只要符合国家的征地动迁农转非的法规，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件事不同于城郊结合部农转非的概念，只要你在城里打工，就给你城市居民的待遇。

耕地会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政府强调，转户农民可以在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不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那么他们既穿城里的“五件衣服”，又穿农村的“三件衣服”，两头都占，怎么解决土地平衡的问题？

黄奇帆：全世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耕地会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村每位居民使用宅基地一般约248平方米，国外也差不多，而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基本上人均100平方米土地。如果城里用1万平方公里，农村的地100年不退，最后的结果就是18亿亩耕地没有守住，这个情况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这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

当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的“五件衣服”都保障了，农村的权利，自愿留着就留着，愿意买卖就可以转让。当他在城里安居乐业，一两代人以后，就会把放在农村没有意义的东西按照市场机制退出来，就形成了宏观上的循环。农村退出一个人，相当于退出250平方米，城里用了100平方米，就多出150平方米，这个宏观账是一个大周期，最终会使中国农村的耕地增加。

宏观账要算，但是不能强迫退地，不是以退地换户口的概念。微观操作一是自愿，二是必须有市场价。有了市场价格，总有人转让或者不转让，有了选择权，总比没有户口转移的选择权，固化在那里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