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每一次来，我们都是热情接待的，50元一天包干，住在旅社。（我们）告诉工人还要向领导汇报，他们不走，叫他们找企业，他们也不去。其实我们很难的，我们没有行政处理权。”

　　冉如富则说，在3个多月里，这个小组共召集他们协调了18次，除了最后一次协调外，煤矿老板均未露面。梁亚对此的解释是“双方对赔偿金额互不让步，在一起也就是吵架”。

　　“我们找企业做工作也有六七次了，有时候安监（局）和乡企（局）去，我们就跟着去。最初，企业不想负责，（因为）矿工是2008年初离开的，他们认为这些矿工在他们厂工作时间不长，后来我们讲了些法律，他们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做一点表示：即一期1万元，二期2万元、三期3万元，工人挖煤历史比较长，说不清楚在哪个厂患病的，现在有些厂垮了，找不到人。”梁亚说。

　　煤矿老板愿意做出的“人道主义表示”，数额恰好是矿工们最初所提赔偿数额的十分之一。对于“一期10万元，二期20万元，三期30万元”的要求，梁亚表示，“按照《工伤赔付条列》，这个超出不多，但从价格上讲还是不太合理，应该就按条例定。”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在厂里工作染上病的，如果认为不是在厂里染上，企业方要拿出相关证据。”这个证据，对于企业方而言，无疑也成了一大难题。

　　思南金玉煤矿老板李贤华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他的煤矿欠下外债1000多万元，已经难以为继了，“如果企业能拿出钱（赔偿），政府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有知情人透露，实际上煤矿还担心另一个重要问题：若赔付了这7名矿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染病者上门索赔。因为2007年当地疾控中心对全县从事粉尘作业的六七百名工人做体检时，“形势不容乐观”的这个群体中，也包含了不少煤矿工人。

　　“要死，就一起死”

　　7月2日凌晨2点，李廷贵离世两个小时，孙凡军等6个汉子在思南县“金三角旅馆”失声痛哭，“我们是生死兄弟，要死，也要死在维权路上。”

　　一个多月前，5月28日晚，他们坐了8个多小时的大巴，再次来到省城贵阳上访时，曾经如古代江湖般喝过血酒。北京路一家旅馆里，他们将买来的二两白酒，倒在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杯子里，然后取出一把刀子，各自伸出一根小指，用刀割开。每个人滴了一滴血在酒杯里。杯子在7个人的嘴唇边转了一圈后，被放到桌子上。

　　他们说，仪式过后，不管各自在村里的辈分如何，在心里都是兄弟了，虽然孙凡军得叫李廷贵为表叔。

　　李廷贵死后，51岁的冉如富心里有些凄惶，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支撑到维权成功的那一天。小旅馆内，尘肺者们双眉低垂，神情凝重。孙凡军抬手摸了一下脸，又迅速放下，眼角湿润微红。

　　7月3日上午，剩下的这6个人，去思南中学对面一家相馆拍了合影，每人一张。

　　从相馆里出来后，他们鱼贯走进一家文具店，每人掏出5毛钱，买了一柄黑鞘裁纸刀。他们将刀从鞘里拉出来，在手指肚上摩挲锋利程度，薄薄的刀刃迅速将皮肤翻出薄薄一层。

　　他们计划，若10天后维权仍无进展，就在思南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用锋利的裁纸刀开胸掏肺，让那些曾怀疑的人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染上尘肺病。此外，让李廷贵家人在这天将李下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也让思南的后人们看一看维权者付出的代价。”

　　这悲凉的场景，终究没有变成现实。在又一轮协调之后，“7月16日下午，政府帮我们拍板，17日晚上大约9点左右在煤矿拿到了钱。”昨日，孙凡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拉锯的结果是，赔偿金额降低至一期3万元，二期5万元。

　　孙凡军并没有马上拿到现金，他当年在文家槽煤矿打工，与其他6人不同一个地点，“老板说手里暂时没有那么多钱。”

　　田景勇领到了5万元，但他依然忧愁，“这点钱，只能买点便宜的洗肺和清肺的药物了，要治好这个病，至少要10多万元。”

　　田维芬拿到5万元时，她的丈夫李廷贵已离开人世半月了，“我想不通，命都丢了，才拿到这一点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