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李雪在高兴中却有些心悸。“如果不参加专场招聘，也许卸任后留白的时间会很长，看着招聘网站上我更新的招聘简历，相比应届生和有工作经历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了。”

　　和她同期卸任的村官们，有的进入国企，有的考上了公务员，还有一部分做了社区工作，绝大部分人都通过专场招聘卸去了“村官”的身份，走上新的岗位。

心里苦乐，孰人知晓

　　当村官的付出与回报，他们自知。但当周围的朋友陆续走上职场快车道，自己还要为今后的道路苦苦寻求，他们免不了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你是否还会投身农村?”面对记者的问题，李雪坦言，“身为北京人，没有北京市户口对于我的诱惑，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条路?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我曾经的选择不理解的地方，甚至包括我工作村子的村民也经常这么问我，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找到答案。如果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慎重下决定，考虑好职业规划，人生规划，衡量各方面再做决定。”

　　担任村官期间，李雪还在继续读本科，和一些在农村埋头一干就不出村的人相比，她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这依旧没有让她感到与时俱进。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的能量在3年中已经全部释放掉了，“三年的经历很深刻，但是与现在社会太脱节了。 ”

　　在李雪心中，脱节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来自农村特有的环境。“农村和城市相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按社会学的说法就是一个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人际关系网，而这些网相互交织，简单点说就是任何人之间都会扯出亲戚关系，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就是一个村子的权力中心。一个外人还是一个小孩冒然进入这个圈子，最开始肯定是不受重视的，一个弄不好就会被排挤，好事传千里，坏事传得更快。”李雪说，村广播站的建立，从否定到同意，正是因为有了上层的某种变化才能得以开展，“在这里受到器重是需要时间的。”另一方面，就是情感上的孤独感。“农村的青年人不是在外面念书就是在外打工，在那里几乎没有同龄人，所以一起同去的村助理之间就形成了很好的友谊。但是每次交流的话题似乎就是我们村助理那点事。”

　　而最令她感到失落的，是同样经历了三年时光，朋友们在城市中的种种变化。即便她很庆幸有这样的朋友，让她拥有了上进的力量。“和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很不理解我的想法，从我去村里开始就一直劝我回来。我们是同年毕业，她在三年间跳槽了几家公司，最后工资达到了一个月1万元，周围的同事都是外国人和高级白领，人际圈子要广得多，现在去了西班牙留学。而当初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我负责她的外联，总是我牵头带她去认识朋友，扩充交际圈子。”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些村官们也时常面对同样的情况：某个当初不如自己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公司骨干、某个牛人又涨薪了、某人考取了xx中级资格证……当村官的付出与回报，他们自知。但同样是三年时间，一个刚步入新的工作岗位，万事皆要从头再来;一个已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陆续走上职场快车道，这样的比对，换做谁都难免会思考一下自己的付出是否划算。即便有了之前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摆在眼前，接受起来可能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政府意愿，如何实现

　　我国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上升到国家人才战略高度，其中，政府的意愿不言而明，那么大学生村官如何抓住这些利好，实现自己的价值?

　　目前，中组部为卸任大学生村官谋划了5条出路，各地也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政策解决村官们的就业问题。但是在就业的双向选择中，“流动中”的大学生村官们总会面临工作性质和内容转变带来的“尴尬”。“这3年的工作经历对于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学起。”李雪说， “现行的政策只是给了我一个可以进入这些角色的钥匙，而不是绿卡。”

　　而打算留下的村官们也面临着身份的窘境。“村官毕竟不是一种职业。如果不解决身份问题，到时候你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实现?延续以前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