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这些在城乡流动状态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不少人宁进监狱不肯回农村。（《广州日报》11月9日）

　　此前刚刚尘埃落定的呼和浩特越狱案中的高博、李洪斌等四名案犯的经历，为广东这份沉重的调查报告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这几个进城时年龄尚不足20岁的农村孩子，大体上符合上述调查的所有要件。幼年在农村缺乏教育，村落文化也无从熏陶他们的心灵；长大以后缺乏生存的技能，进城以后往往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工作本身更无助于善良和美德的养成。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的一些年轻人走向歧路，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表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入狱乃至越狱都是咎由自取、罪无可恕的行径，是他们为自身行为付出的必然代价。但是，放开视野，从农民工整个生存链条看过去，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伤痛，不仅是个人及其家庭的伤痛，也是社会难以抹去的伤痛。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存在着太多的“如果”——如果小时候能够一直在父母身边，如果农村教育能够给其幼小的心灵撒下善良和爱的种子，如果城市有较好的进入通道……

　　尤其让人焦灼的是，这些“如果”，其实都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的题中之意。对每一个人施以普遍关爱，是人群健康繁衍的必然选择。眼下，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城市新产业阶层的主体。这一群体不仅数目庞大，而且极不稳定，甚至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为城乡社会不稳定因素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调查者分析，由于盲目流动，那些犯罪前的农民工从“熟人乡村社会”进入“陌生人城镇社会”，犯罪成本降低，一旦当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落差，遇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很容易诱发犯罪。频频发生的个体暴力犯罪事件已经验证了这个群体的破坏性，而团伙化犯罪的增强，更昭示出一种新的不良趋势，说明打工者的共同际遇不仅没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情绪，反而加大了他们心理上的“被剥夺感”。

　　很多论者都在呼吁各方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缓解仇视，消除对立，减少社会成本。事实上，“80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已经错失了最佳教育时机，而更新一代的农民工正在迅速长大。他们中的很多人，城里难就业，农村回不去。即便勉强在城里就业，也很难再如父辈一般能够接受企业苛刻的用工条件。到头来，只能成为漂浮在城乡之间的无根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和那些罪与罚，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所动摇的，不仅仅是城乡的社会治安问题，更触及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当慎之，再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