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韵敏供职的电子企业是为诺基亚等移动电话和个人电子产品提供金属部件的配套企业，高峰时厂里曾有6000名员工。金融风暴袭来后，企业员工锐减至2500人，只有30％的生产线维持生产状态，这种状况是已在这家企业工作了八九年的唐韵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然而，从7月底开始，工厂订单的猛增让担任人事主管一职的唐韵敏措手不及。“在长安镇，我们厂名气大、待遇好，以往只要在门口挂出招聘广告，一天招五六十人没问题，现在一天下来也招不上10个人。”

　　为缓解人力紧缺的局面，唐韵敏把招工的年龄上限由原来的25岁放宽到40岁，基本工资加上技术津贴，职工月收入高时能达到3000元。

　　“就这样还是招不到人，没办法，整个市场都没人啊。”唐韵敏说，她甚至想到给金融风暴期间离职的员工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回来上班，但回来的寥寥无几。

　　人到哪里去了

　　作为东莞市劳动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萧欣欣一直关注着东莞企业用工情况的变化。从去年11月起，他委托市里几家大型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每周上报一次有关市场变化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市场求人倍率是0．75，也就是说，市场上有一个人但只能提供0．75个岗位，这差不多是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了。”萧欣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今年4月开始，市场出现恢复性增长，1．13、1.27、1.38，数字一路上扬，到7、8 月时，更是表现出强劲反弹，目前最新的数据是1．5，即企业需要1．5个职工，但市场只有1个劳动者供给。

　　随着数据的变化，东莞“民工荒”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是萧欣欣所在部门的职责。除了向对口省市发布用工信息外，8月29日，由一位副主任带队，东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带着40多家企业的5300个岗位前往人力资源输出地——广东省云浮市举办招聘会，为了让招聘会达到预期效果，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还自掏腰包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广告，并在下辖各镇挂上招聘的条幅，甚至租好了大巴车，准备把招来的人直接拉回东莞。

　　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轰轰烈烈”的招聘会上，进场总人数不足1000，招聘会当天有意乘大巴车去东莞的只有131人，第二天打电话落实时，这一人数降至42人，第三天开车时，最终随车前往东莞的只有31人。

　　这种结果让在劳动就业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萧欣欣感慨不已，他回想起了当年闹民工潮时的景象：“那时候，从莞城区到中堂镇，107国道两侧蹲着的都是来东莞打工的人，领头的联系好后，租上一辆四轮车，一伙人‘突突突’地就奔工厂去了。”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当时他们甚至还要跑到火车站去劝阻不断蜂拥而来的农民工。

　　可眼下，主动出去招人都招不来了。

　　感慨之余，萧欣欣对这一轮的“民工荒”做了理性分析。他认为：其一，金融风暴肆虐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受惠于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政策而留在了家里；另一部分人则流向了长三角以及西部，还有北京、大连等地。

　　其二，虽然往年这个时候也是企业生产和用人的高峰期，但金融风暴导致的预期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信心不足，无法、更不敢在年初就制订好全年的用人计划。因此，当订单回升、生产任务骤增的时候，企业无法有计划地及时补充人力，从事一线生产的基层工人更显紧缺。

　　在萧欣欣看来，求职群体的变化也是催生这一轮“民工荒”的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来打工不同，这一代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当然，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使然，不是年轻人有什么错。”他说。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