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早在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就将职业病危害定性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一论断正在被印证。随着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的集体暴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显而易见。

　　据今年5月22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2008年全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2008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0829例，死亡病例613例。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底，累计报告的尘肺病病例达638234例。

　　由于职业危害具有群体性，致死、致残率高以及难以治愈等特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造成了许多家庭、地区乃至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在耒阳患病风钻民工向深圳市政府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迅速成立了处理小组，不过，一直在牵头与民工协调的却是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已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关系、关乎劳动卫生部门的事了”。

　　“如果没被认定为职业病，我们将效仿张海超，要求开胸验肺。”多名耒阳患病民工对记者说，他们并不愿意走诉讼程序，“一场官司下来两三年就过去了，维权成本令人不堪重负，有的人都要快死了，我们根本拖不起。”

　　“现在回头看过去这近20年，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对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法律一无所知，所以，当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在风钻工地干活，从未奢望过劳动保护，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结局——肺部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然后，我们慢慢地窒息而死。”

　　27日，徐志辉开始寻求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递交一份《耒阳在深务工人员尘肺病患者追讨权益书》。《权益书》中，这些农民工痛陈自身的悲剧性命运，并直指企业公然违法、政府监管失职。

　　而在他们的家乡，耒阳市导子乡，记者所见的是这些村庄的冷清、寂寥。这些农民工打工致富的梦想因此破灭。绝大多数农民工因病返乡，为治病花光打工攒下的家庭积蓄，甚至四处借债；农村家庭重返赤贫，农村劳动力缺口巨大，进而影响农村的发展。

　　这其中的代价谁来承受？“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是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张贻瑞说，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理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这样势必增加投资成本，与地方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病，在一些地方政府渴求GDP数据的面具下，被丢在了一旁。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根源在于长期被忽视。由于社会“忽视”，在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致使《职业病防治法》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深圳方面与耒阳患病民工协调处理的相关负责人亦称，耒阳患病风钻民工表现的是深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笔历史旧账。在耒阳患病民工决定维权，并向深圳方面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均作出批示，表示要妥善处理。其中，主导性的意见是八个字：法律框架，人文关怀。

　　在与耒阳患病民工及耒阳的处理小组的接触中，深圳方面多次表示，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可能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纠结双方的关键”。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燚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当事人自己“为权利而斗争”之外，剩下的就是政府责任了。“类似问题更多是一个政府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治理社会的问题。耒阳这些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要不要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局面下，还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处理，效果可能最佳”。

　　深圳协调处理小组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联系赔偿事宜。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