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是否有乘坐火车、飞机等远程交通工具的能力和金钱?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究竟如何能从天南海北集中到山东荣成市的呢?张学乾背后是否有一种有组织的地下网络，专门从事诱骗收集智障者并将其贩卖?目前，由于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还无法对这些疑问作出解答。

　　赵亮分析，由于受害人均没有正常思维和表达能力，案件侦破有效线索不足，有关证据仍在进一步收集中，现在尚不能确认张学乾是团伙犯罪还是个人犯罪。首先，张学乾自2006年一直使用智障劳工在窑厂工作，时间久远，证据难以固定，而且他在荣成市工作过的窑厂已经关闭，取证较为困难;其次，智障者表达能力较差，受害人无法说明自己何时在何地工作，甚至连自己工作是否能领取工资这样的简单事实都无法回答，无法为警方侦查破案提供有效信息;其三，张学乾供述的贩卖人数最多的出租车司机个人信息模糊，线索不明晰，难以锁定。张学乾仅说出了该出租车司机的姓，没能说出其具体名字和出租车车牌号码。而且，该出租车司机手机号码经常更换，有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给警方破案带来困难。

　　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畏难情绪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学乾在山东荣成市使用劳工3年之久，却没有被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查处过。尤其是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曝光后，劳动保障部派出9个督察组分赴有关省份就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尽管如此，张学乾依然能在荣成市安然无恙地度过严打期。最后，他离开山东荣成市到安徽界首市的原因，也是因为砖窑取土困难，而非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迫使他离开的。

　　从张学乾供述可以分析出以下三点：第一，他看到别人使用智障劳工获利开始使用智障者，这说明荣成市黑砖窑并非仅张学乾一家;第二，多名荣成市出租车司机多次与张学乾联系，以每人200元左右价格把智障人员贩卖给张学乾，这说明贩卖智障者不是偶然的个体的顺手牵羊行为，可能是个别人贩卖智障者获利并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第三，张学乾在荣成市使用智障劳工3年多却没有被查处，而且，初步侦查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犯罪利益链条：出租车司机收集贩卖智障者———“张学乾们”购买———不法窑主接收使用，这样的利益链条在荣成存在多年且未被查处，是否意味着荣成存在着滋生“黑砖窑智障劳工”的特殊环境?

　　鉴于山西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党委政府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在处理黑砖窑问题时可能存在畏难情绪。办案人员建议，两省警方应当充分配合协调，彻查嫌犯张学乾背后的贩卖智障者的相关利益链条，避免案件在调查跨省查办过程中出现因协调问题出现的意外情况。

　　无家可归智障劳工遣返成难题

　　安徽界首市警方日前解救了30余名黑砖窑智障劳工。但是，一些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受害人成为遣返难题，甚至有的受害人遣返途中再次走失。专家呼吁，应以政府为主导，公助民办，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根除黑砖窑智障劳工问题，是智障者的渴望，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些智障劳工可能再次遭受侵害

　　有的受害人有家不愿回、有家不能回。

　　刘唱戏是这样的智障者之一。界首市民政局局长张秀斌说，刘唱戏是受害者中大脑比较清醒的，被认为是最早可以送返的人，但直到现在已经送走了29人，他成为最后滞留的3个人之一。另两人中，一人是哑巴，另一人患有失忆症，均无法说出具体家庭地址。据刘唱戏讲述，他家中只有哥嫂，哥嫂经常殴打虐待他，因此不愿说出家庭地址，不想被送回家。

　　还有的受害人是无家可归。张秀斌说，一名来自山东烟台市的受害人安某，原是烟台市一家木材公司的职工，和妻子离婚后流落街头。他还有一个女儿，但无法取得联系。虽然界首警方联系到了他的堂兄，对方却不愿接收“我们满腔热情地联系到了失踪人员亲属，以为对方会满心欢喜，但实际上对方却不愿见面，态度冷冰冰的，接电话爱理不理，搞得我们很尴尬。”界首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后，界首市工作人员只能将其安置在烟台救助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