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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消失”需要彻底破除“二元”结构


据报道,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前不久在深圳市就业工作会议上表示,现已成年的“农民工”第二代有很大变化,他们在稳定就业后不会再回归土地而会选择留在深圳,因此,“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深圳将会消失。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笔者认为,“农民工”不是因地域而产生的概念,而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带有时代特征性的概念之一,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消失”。其最终“消失”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巨大努力,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广大农民工群体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普遍享受基本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民工”是目前数量超过2.3亿并且仍然在增加的超巨大人群的制度性社会身份。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逐渐浮出水面,需要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左右的农民工靠辛勤而艰苦的工作在力图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无论人们是否认可,“农民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也与农民工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事实相符。目前的现实是,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但无论他是否还再去种地,社会身份还是“农民”,他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仍然与附着在市民户籍背后的种种福利有着巨大的差距。“农民工”的定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很难改变。

  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中聚集了大批农民工,即使当地政府想要为治下的包括市民、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更何况在短期内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如需要建设大量的廉价住房;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需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尽量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工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在基础教育上保证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等等。这些事情如果不做,“农民工”就难以在短期内融入城市而“消失”;如果要做,则可能吸引来全国各地海量的农民工蜂拥而至,致使一个城市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农民工”不可能在一个城市“消失”。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做出彻底改变二元社会体制的全局性变革。

  尽管如此,在促进农民工“消失”的过程中,作为城市政府并不是没有作为的余地。我们希望深圳等受惠于农民工贡献的城市,能率先从用工地政府的角度,对农民工非农化和城市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积累经验。我们期待着我国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期待着“农民工”概念“消失”的历史进程会尽量地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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