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监管漏洞

　　贵州省众多官员的落马，吸引了外界对农民工就业培训制度以及就业资金的使用制度的关注。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的农民工培训有多个部门管理。其中比较大的“阳光工程”项目由农业部门主管，启动于2004年，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补贴人均300元。另有针对在岗或拟上岗农民工农动技能培训，由地方劳动部门主管，补贴资金人均600元。此外，还有扶贫管理部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农民工培训项目。

　　每个项目有着大同小异的管理模式。以“阳光工程”为例，国家每年对各省市下达培训人数指标和项目，省市归口部门再层层分解到区县及乡镇。各级劳动社保部门负责审批职业培训学校，下拨培训指标并认定培训合格后的实际人数，培训学校据此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

　　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劳动力转移协会会长田维华介绍，国家下达的培训指标是每年20万人，加上其他部门对口的培训计划20万，全年要完成40万人的培训。在重庆，278所培训学校均通过招投标产生。

　　但各地在农民工培训中，普遍存在农民工参与不积极的现象。民进重庆市委最近展开了针对该市的农民工培训的调研，指出，由于当前政府下达培训任务，定点、定经费、定人数、定专业的计划指令模式，与农民工实际需要有一定距离，使农民工参与热情不高，易引起地方出现培训班“冷冷清清的现象”。

　　这就带来生源不足的问题。贵阳市反贪局侦查处处长胡斌在总结案件时也表示，以贵阳市为例，一年的培训经费多达数千万元，而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留乡者多为妇孺老幼，真正需要培训的人员难以召集。

　　而当地政府官员也表示，上一级政府在拨款的同时，要下达相应的指标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年终考核很难过关。

　　“个别基层政府为完成培训任务，便不惜作假，而作假也给学校带来好处。因此容易联手造假，牟利处益。”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研究员表示。

　　对于校方，牟利的第一步是成为政府部门指定的培训机构，为此不惜向有审批权的官员行贿。杨锦福即因此获罪。

　　牟利第二步是造假，主要是获取农民工信息。遵义市检察院反贪局长苟玉吉介绍，大多数培训学校“打点”了当地社保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后，随便找人开班“培训”，将农民工户籍信息，按人头套取培训资金。

　　有的政府官员也参股学校套利。据遵义市检察院披露的细节，该市红花岗区劳动局官员入股开办的一个培训学校，在街头摆摊设点，以一个塑料脸盆的代价，换取一个农民户籍资料。后来，学校甚至买通派出所，以每份资料20元的价格，复制771套农民身份信息，组织 37个虚假培训点，骗取培训资金。

　　胡斌称，“这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甚至荒唐到让保安人员冒充教师上课，其实际培训效果可想而知”。贪污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培训学校骗取国家补贴金额多的达上千万元。

　　寻找“制度性”解决方案

　　对于贵州发生的农民工培训领域的窝案，田维华认为，“加强监管和体系完善都很重要。”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杨锦福案的法官亦表示，劳动保障部门对关键岗位人员行使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管，导致上行下效。而且，对培训学校的资质缺乏严格的标准，门槛过低，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

　　田维华表示，重庆政府的一些做法在监管上有可资借鉴之处。比如农业系统的“阳光工程”通过招投标选择培训学校，但是农业系统的官员和培训学校不参与招投标。“我们要防止体制内操作。”

　　“培训的第一节课，都有劳务办和阳光工程办公室、财政局官员参与，中间不定期抽查三到四次，实行突然死亡法，一发现有作假现象，立即取消其资格。”田维华说。此外，重庆政府还聘请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资金流向进行审计。

　　人保部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有关就业培训资金的监督办法和规定。“通常来说各地情况不同，不宜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