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部23日召开一季度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说，1到3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68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29%；城镇登记失业率4.3%。（4月23日新华社） 

        从这一数据来看，第一季度就业形势并未如预期的那么糟糕。但是相较于去年年末4.2%的失业率，第一季度增长了0.1%。这依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是由于长、珠三角制造业的大幅走低，农民工就业形势较之往年有了两位数的跌幅。而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又大都覆盖于民生保障工程之上，因此返乡的农民工难以实现在本地就业；另一方面，二季度之末将迎来大学生就业的高潮，按照70%的就业率计算，610万人中将有近200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因此，年内就业形势将会变得非常严峻。 

        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3%，就业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也就意味着动摇民众信心和影响民生生活质量。也正因为如此，失业率成为西方国家衡量执政能力、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在金融危机情势下，失业率造成的困扰已是“全球同此凉热”。中国启动内需市场的目的是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需要收入提高，收入则要靠就业来实现。归根结底，城镇就业乃是首要的民生课题，也是提振内需市场的原动力。 

        但在我国，失业率的登记范围为城镇就业人口，2亿多的农民工并不包含在内。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工返乡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是个动态的数值。如果加上这个群体的实际失业人数，我国第一季度实际的失业率就不是4.3%，而是高得可怕的数字。如何消化这些隐形的失业者，必须纳入决策者的视野。否则，仅仅关注城镇职工和大学生就业，不仅会造成城乡就业权利的不对等，还会对民生境遇造成误判，产生盲目乐观。 

        因此，将农民工失业者纳入失业率登记指标，关注其生存状态，至关重要。公共政策设计落脚于家用电器、摩托车和汽车下乡拓展农村的消费能力不错，但是这种扩大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现在的农村购买力除了少量的来自土地上的财产积累，大部分是靠在外打工聚集的财富。如果不给农民职业化的出路，农村消费市场总有枯竭的时候。就此而言，农村内需市场的拓展，关键还是要靠农村富余人口的充分就业。立足农村就业就地消化农民工似乎不大现实，唯一可行的就是利用产业、资金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契机，中西部地区组织本地农民工，善用其在东部沿海掌握的技术，实现二次创业。 

        按照通常的经济走势，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高于第一季度。一方面是内需投资计划的滞后效应，另一方面是外贸出口的递增效应。但可预料的是，即使年内经济增长保8有望，2、3季度的增长率至多比第一季度高出3个百分点。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桶漏”效应，这一经济增幅对于扩大就业效果寥寥。也就是说，即使全年实现900万人的就业目标，中国隐形失业的那部分农民工依然处于绝对失业状态。 

        虽然隐形失业的农民工们在家有田可耕，但是经过多年的城市就业，其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农民，而习惯于城市的生存方式。因此，这些人失业造成的心理落差比城镇职工还要强烈。如果说将其从失业人口中排除在外，任由其从城市边缘人变成农村无业者，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冷漠，也会造成社会阶层的矛盾，违逆社会和谐。 

        因此，从政策设计到公共舆论，不能津津乐道于大学生的就业，更要关心隐性失业者的权利。（张敬伟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