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森是带着出去打工的念头跟“导游”接触的。只不过，一切程序他都稀里糊涂，他按照“导游”的指示进京办护照、领签证。有了疑问，对方不让问，说再问问题就不带他出去了。老实胆小的王绪森自此不敢发问，花了7.8万元，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旅行在法国转机。在他印象里，一路都是大城市。

　　他见到了“大铁塔”，“听人说那就是巴黎”。他还记得每次自由活动后，队伍里都会有人减少，从最初40余人缩水到二十几个，最终，连这二十几个也被“导游”遗弃在了西班牙马德里。

　　“他让我们等一等，然后就再也没回来”，王绪森当时一头雾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黑工”。

　　之后的几年，王绪森做过洗碗工、油锅工、建筑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打杂，半年前被老板辞退，从此便再也没找到工作。3月5日，再也捱不住的他买了机票回国，身上揣着最后的80欧元。

　　边检警方十分熟悉这种情况，一般“导游”将所有人带到目的国之后，一个人带回所有的护照，以旅行社整体的名义回国到大使馆“销签”，证明全团回国。

　　“销签”程序就是为了治理非法滞留的现象，然而“有些旅行社却在这里面钻了空子”，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一科科长刘兴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导游”销签后撕去签证页，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当事人，从而“免除旅行社的责任”。

　　“出得早，赚得多”

　　郭福波曾经是辽宁一家国有工厂的车工，2005年夫妻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半年亏了五六千元，被迫关停。

　　“那时候看看以前的老同学们，有七八个都出国打工赚钱去了，日本、韩国、美国的都有。”郭福波被周围人的“成功”刺激着，终于有一天也借足8万块钱，踏上了出国淘金的路。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这辈子哪进过这种地方啊。”在拘留室里郭福波抱怨道。

　　2009年3月6日下午4点，和他在遣返所里相遇的还有14个被遣返的福建劳工，其中8名来自福建平潭。平潭是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小岛，平潭人2004、2005年曾经两次在伊拉克遭遇绑架，平潭人出国“打黑工”的“秘密”不告而宣。

　　林明就是平潭人，和众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凑够8万元的“中介费”，都梦想到国外打工“赚大钱”。然而和大部分贫穷的平潭人一样，林明凑不出这8万元钱，以前做建筑工收入不稳定，一家四口刚够吃喝。

　　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一年林明认识了林我斌，后者是办理出国劳工的“中介”。林我斌给他打开了合法到波兰务工的一扇窗，承诺出去做后包吃包住，可以拿到每月至少700美元的收入，加班费按1.5倍计算，此外周六日还可以打打“黑工”，一个月赚一万元人民币不是问题。

　　还有另一幅美好的未来：“打工四年之后，便可在当地申请永久居住，还可以把家人孩子接过去”。

　　林明动了心，加上林我斌的妻子和林明是同村。下定决心的林明向高利贷借了8万元钱，每个月1600元利息，沉重地踏上了赴波兰打工之路。

　　他们的淘金梦并非不切实际，不乏成功的先例。

　　在他们一行人中就有这样的例子，46岁的陈友仁曾经到以色列做劳工，六年间赚了六七十万人民币。

　　“中国的劳工向境外输出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达到了高潮。”北京边检总站总站长满聚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劳工输出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美、日、法，逐步扩散到巴、墨、加等较发达国家，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

　　出国打工潮的背后是“出得早，赚得多”的现实。郭福波在西班牙打工的餐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青田人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旅居欧洲，1992年的西班牙大赦使得大批青田人有了合法居留身份，至今，在西班牙的14万华人中，青田人占到了70%。

　　“开奔驰宝马的，做老板的都是青田人啊，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郭福波后悔没早出去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