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

    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

    如今上海的土地，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由于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农民只关心亩产，根本不愿意多花钱施有机肥。到了收获季节，大规模种地又带来了一系列麻烦。许多田地离公路一里多远，我那500亩地产出的40多万斤稻谷，如果只是雇佣村里劳力，需要600天人工才能搬完！晒谷子也没有地方。我对农业生产原本毫无经验，那时真是跌跌撞撞，最后托朋友关系动用了解放军，才帮我解决短期人力不足的问题。

    这么折腾一次后，虽然从表面上看，我雇人到宾馆超市直销大米，通过提高卖价赚了十来万元，但这样赚钱风险太大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很可能会赔老本。我于是想，为何要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成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吗？

    如果我只是与各农户签协议来收购粮食，就把粮食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分散在了每个农户身上。同时因为我与他们有统一订单，又能成为种植大户，享受政府的农业补贴。目前我正与上海市政府部门在谈判，2009年我希望达到1万亩的土地规模，土地仍然由每家农户自己经营，达到标准后我来收购。不过我要求政府在2009年初就将每亩320元的补贴发给我，这样我就能给农民们每亩300元的预付款，即使他们的粮食达不到我收购的要求，他们至少得到了每亩300元的订金，愿意为我种地。

    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其实是更加保险和长久的做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很多人看做是对土地政策的放开，其实我觉得他们恰恰误读了。国家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案》就给予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力，今年关于土地的“确权”，实际上是在规范农地的流转。以往村委会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再补给农民一块面积相当的地，现在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上不再只有面积登记，还有详细的农田地址，不能自行更换。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再想流转土地，必须经过土地上每一户农民的同意，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集中的难度，规范了流转行为。所以我作为商人，如果还想搞大规模土地流转，阻力会更大。于是2009年我继续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依然让农民进行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样才顺应了大的政策形势。

怎样在农业里玩资本运作

    大家都说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2004年我种500亩地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对商人来说，肯定是资金投入越少，风险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减少投入，1万亩地的前期投入都不会超过当年的500亩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备上市，我才会有大的资金支出。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发现国内很多搞农业研究的人，考察时只关心人家的设备多么先进，技术品种多么好。我自己种了一回地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关键是生产方式。

    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但要注意，并不是让这两三个人像中国农民一样，自己来种地。每年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便可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非常细致的社会分工。到了播种时，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共同完成了高效的农业生产。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带来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