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负荷的劳作产生极度的疲惫下，我被迫去适应没有大量外界信息的生活。我开始和这里的同事一样每天穿着拖鞋，拖着快要散了架的身体到车间埋头苦干。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伪装成一只驯服的小绵羊。”黄伟木说。

    “大部分计月工资的员工，每月满勤三十天能拿到800元工资，折算下来每小时3.3元。而番禺的规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每月20.83个工作日最低工资790元。另外，我们周一到周六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星期天也要上班8小时，所谓休息就是星期天晚上不用上班，加班费也是严重偏低。”每每想到这些，黄伟木就会在心里暗暗地想，将来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表面看来我是个勤劳的员工，我循规蹈矩地在保安的监视下打卡上下班，任劳任怨地工作，满脑子却在策划着如何颠覆这里的规矩。”

工作之余，黄伟木有着更重要的任务：收集证据。

以请假名义“偷”到考勤卡

    黄伟木自己决定要找到4方面的证据。“第一，确定劳动关系的证据。第二，上班时间的证据。第三，工资。第四，就是我认真工作的证据，我不能让他们到时反过来说我不认真工作。”为了找证据，黄伟木还特地花了500元买了一部小DV。

    “先是确定劳动关系。我们有工作证，都留着呢。我一直很担心，直到6月份我才吃了定心丸。当时番禺流动人口办暂住证，都是IC卡的，上面都登记了工厂的资料。”

    而上班时间这点则让黄伟木着实花了点心思。制衣厂打卡上班。“在保安室里的考勤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考勤卡备份起来。可是每天上下班时保安总是像个哨兵一样站在打卡钟旁，监视着我们打卡，我不能无故地拿走自己的卡而引起保安的警惕。我挖空心思地想怎样把卡偷出去而不引起保安的注意，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直到有一天上班，我看见一位同事拿着卡离开保安室，嘴里说，我要拿卡上去给厂长签卡。一问，才知道原来请假要找厂长签卡，顿时感觉豁然开朗。”后来，黄伟木专门请了一天假，成功地拿到了考勤卡，他没有找厂长签卡，而是带出去扫描下来保存到了U盘上。“也是这一天下午我领到了这里的第一份工资，3月份那几天的工资。工资是以现金发放的，在经理那里签个字，拿了钱点清数目就可以了。没有工资条，我想这是为了防止员工拿着工资条到劳动部门那里去告状吧。”

    虽然没有工资条，但是计件员工有计件表，是为了方便核对任务量的。“我保留了上面有经理指纹的表格，还留了几份同事的。”

    “在寻找证据时，我特地找了能证明我认真工作的证据。5月，我领到了计件部门最高的工资1400元。”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黄伟木踏实了许多。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好了很长时间的过敏性皮炎又发作了。医生说必须要远离致敏源，否则要每天服用抗过敏药物，建议我离开制衣厂。我买来了一个坐垫，开始每天服用药物，总算撑得下去。”皮炎一发作，浑身就发痒。吃了一段时间药，黄伟木体内产生了抗药性，他又加大了药量。

    然而，还有其他的意外。有两次，黄伟木和主管吵架，差点因被炒掉而被迫中断他的卧底计划。“当时我不怕，炒掉的话，我就启动我的应急预案。”

    黄伟木的特殊使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卧底计划原定于截至10月1日，然而身体过敏情况的恶化让他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工厂。

    8月31日，黄伟木领完工资，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直接离开了工厂。然而，他面对的将是另外一场更“惊心动魄”的斗争。

    离开工厂后，黄伟木做了两件事：到劳动部门举报、网上发帖。黄伟木去劳动部门的那天，穿得很整齐、备了公文包，还带了DV。填完申诉书之后出来，十几个人围上来找他帮忙填表。这些工人因为填表不规范，连续好几天都没能立案成功。这更让黄伟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他对厂方索赔共计55334元。“若厂方态度良好，承诺依法整改，并对所有员工给出合理补偿，本人愿在劳动部门或第三方的公证下签订协议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