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党委常委、副省长 梁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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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跑了一些地方，考察了全省保护性耕作农业的发展情况。通过查看苗情，走访农户，座谈讨论，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保护性耕作不仅仅是一项先进技术，而且是山西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特别是最近实地考察了尧都区保护性耕作试验区之后，我愈加深刻地感到，保护性耕作的最大好处是为农民节本增效，“少了一份耕耘，多了一份收获”；可贵之处在于使提升地力、保护环境成为节本增效的前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再从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看，它还具有类似于种草种树的功能，因而填补了生态环境建设的空白。回顾几十年来的农业发展历程，保护性耕作的确是一个能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达到有机统一的技术载体，的确是一个能使政府行为目标和农民行为目标达到和谐一致的技术项目。它既提高了粮食产量，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既实现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又保证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既符合生态依存规律，又做到了资源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一句话，保护性耕作符合发展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是在变革传统耕作制度的基础上走出的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环境改善的新路子。

从山西省来看，保护性耕作从试验、研究到示范推广，已经走过了１５个年头。到２００６年底，全省推广面积已达到５５８万亩，累计节本增效16.78亿元，新增了1.83　　亿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应当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但也不可否认，全省各地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制约快速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加速保护性耕作农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突破观念障碍，精心孕育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文化氛围。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着先进文化的发展。5000年的农耕文明，走过了刀耕火种、畜力浅耕、机械深耕的漫长历程。今天，由我们一贯推崇的深耕深翻变为免耕少耕，必然伴随着一场观念革命，必然在扬弃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当代农耕文化。在这个从“破”到“立”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户认知技术的程度和机手操作机具的精度，直至形成一种彻底告别传统耕作观念、真正钟情于保护性耕作的文化氛围。当然，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于那些擅长于精耕细作的老农，要转变他们的观念，需要做反复细致的工作，更需要通过眼见为实的“示范”颠覆那些长期形成的老观念。在调查中，我还强烈地感受到，转变观念不单单是农民的事情。对于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更需要带头转变观念，更需要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视野，结合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的省情，深刻领会温家宝总理关于发展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批示和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发展保护性耕作”的精神，形成一种带头更新观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扩张力、文化影响力，真正做到靠前指挥，拿在手上，抓住不放。

其次，要突破技术障碍，精心优化适合当地实际的技术体系和机具系统。在调查中感到，技术体系和机具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制约保护性耕作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突破技术障碍，继续熟化技术体系。应当看到，由于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耕作制度，加之农艺要求的复杂性与生产条件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谓技术体系的熟化，就是要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一般原理同当地实际相结合，从“复杂”、“多样”中找到最适合“地情”的技术体系。只要抓住了保护性耕作核心技术的“灵魂”，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还应当看到，核心技术的熟化是借助于核心技术的体现而完成的。所谓核心技术的体现，就是以保护性耕作机具系统为依托，使核心技术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体现核心技术，关键是免耕、少耕播种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标准越高，对机具的质量要求就越高。质量要求主要表现在，播种时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出苗的“均匀性”。在不同的地方，要达到“三性”的标准并非易事。一是要开发适应性强的多功能机具，二是要开发针对性强的系列机具。一方面，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墒情、不同的秸秆量、不同的农艺措施，要求不同的机具与之相适应，从而为不断改进机具提出新的课题。另一方面，机具的不断改进和开发，又为核心技术的熟化开辟了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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