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这种“用养结合”、“地力常新壮”思想的，是中国传统农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土脉论”和“土宜论”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饱含着生态学的科学道理。

3、“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施肥在中国传统农业中非常重要，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的重新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节约了资源。

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

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三、继承生态循环农业传统，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从经济学的合理性考虑,现代农业发展一般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为特征。但是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居民食物需求多样化的条件下,盲目照搬以规模生产追求农业规模收益的模式,其结果只能是化学农业方式的进一步加强。因此,应该考虑借鉴我国生态循环农业的传统，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对生态农业传统进行科学整理和技术创新

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继承而言,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在土地等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也不能够很好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有许多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和精确化，以便利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例如,我国在“驱鸭治蝗”基础上创造的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本是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却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和推广,反而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生态技术。再如,中国传统农家肥技术,虽然体现了废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但由于积制手段落后,存在极易形成有机肥料养分低、体积大,无害化程度低、污染大,劳动效益低、强度大等弊端,农民比较各方面成本，自然倾向有使用化肥。

2、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农民组织化来传承生态农业技术

中国之所以形成生态农业的技术传统，与人多地少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关，也与农民世代务农、通过家族传承和农学家的传播有关。如果我国在农业生产环节不放弃家庭经营，那就可以设想，我国生态农业的传统仍然可以在村社的居住和土地占有形态下获得进一步的传承，发挥其不可估量的作用。

生态农业技术非常依赖于具体的生态系统，它是非常具体实用的，这就要求耕作一块土地的农民能长期务农，并最好通过家庭代际之间传递农业技术，减少学习成本。农户必须拥有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需要成为职业农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样才能具备生态农业技术的操作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