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私塾里的学生讲四书五经之外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里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办得不错。
　　与之相应的，广东省教师的工资也得以提升。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教师工资得以大幅度提升，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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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四成经费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民国五年(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1918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
　　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其他省份如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的10万大洋，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总比被糟蹋了强。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