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封建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又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所以，一开始老百姓都很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也是阻力重重。好在阎锡山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1920年)，阎锡山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他们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民国元年(1912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1916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1918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
　　阎锡山手下混成旅旅长赵茨龙，还曾协助阎锡山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是质量良莠不齐。
　　阎锡山以强硬的方式这样推行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阎锡山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国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山西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哪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
　　3
　　广东普及新式教育和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广东的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关系。
　　民国十年(1921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当时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至民国九年(1920年)，全市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是因为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念得起新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