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通角度
　　有种观点认为大蒜价格暴涨与蒜农惜售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民种大蒜，他们需要支付种子、肥料等成本，考虑到他们的现实经济状况，农民往往在大蒜收获后不久就卖掉自己的大蒜，而很难等到最佳时机的出现。从另一方面看，大蒜价格的暴涨离不开流通环节的炒作。大蒜生产者的数量可以以百万甚至以千万计，大蒜消费者的数量则可以以亿计。因此，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都不具备为大蒜定价的能力。有能力为其定价的则是那些组织较为完善、对于市场信息有着较为充分了解的大蒜经销商。由于他们控制并掌握了足够充分的大蒜货源，因而可以人为制造短期内甚至在较长一短时间内的人为短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些人就可以通过炒作而非正常市场营销活动，推动大蒜价格的暴涨。
　　（四）货币角度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通货膨胀总是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大蒜价格暴涨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货币超发已成为普遍现象，在货币供应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多余的货币必然要寻找出路。在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大量从楼市退出的炒房资金亟待寻找出路。大蒜由于市场容量有限，仅需1800亿资金就能使其价格上涨一倍，显然是一个极其适合炒作的对象。在这一轮大蒜暴涨过程中，在山东金乡，就连当地的医生、教师和公务员也加入到炒蒜大军中来，而在甚至当地有人不惜抵押房产炒蒜。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出于财产保值增殖需要，从而在当地形成了全民炒蒜的狂潮。
　　大蒜价格暴涨的后果
　　讨论了大蒜价格暴涨的原因，我们继而讨论大蒜价格暴涨的收益分配与相关后果。
　　基于农民视角，以山东金乡为例，大蒜价格暴涨给蒜民带来了大量财富和现实利益。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2009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811元，高于济宁市6560元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山东省6000元的平均水平。从表面上来看，这应该说是好事情。但问题是这种大蒜价格的暴涨并非常态，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即便按照每斤3.5元计算，按照正常管理条件亩产2000斤计算，每亩大蒜毛收入也可以达到7000元。显然比种粮食作物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划算多了，这样的高收益足以吸引相当多的农民从事大蒜种植。但问题是，就土壤和气候而言，全国适宜种植大蒜的地区并不少，大蒜种植技术也并不是很复杂。而当越来越多的农民都来种植大蒜时，那么未来大蒜价格暴跌将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这对于大蒜主产区的蒜农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据悉，一些原本非大蒜传统产区的农民也已打算在今秋之际种大蒜。倘若果真如此，大蒜价格跌破每公斤0.2元的一幕也并非不可能重演。
　　基于经销商视角，大蒜价格暴涨的确给那些大蒜经销商带来了极其可观的现实经济利益。即便在金乡，也有不少人因为囤蒜倒蒜而发了财。但纵观近些年的大蒜市场，经销商们总体上来说是有赢有亏，既有赚得盆丰钵满的时候，也有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相对于农户而言，大蒜经销商们所掌握的有关大蒜供求的信息更为充分，但大蒜价格的剧烈波动也给经销商们判断市场走势带来了巨大困难。而反过来，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经销商们的市场决策与市场行为不但不会削弱价格变动的幅度，反而会使得市场价格变动更加剧烈，从而助长更多人们的投机心理。
　　基于地方政府视角，就短期来说，大蒜价格暴涨对于那些大蒜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情。因为它不仅会直接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当地消费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可能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但问题是，这种由于大蒜价格暴涨所带来的收益并非属于那种长久稳定，可以预期的收益。这种价格暴涨收益，就性质而言，只能被归入暂时性收入的行列，这也就决定了大蒜价格暴涨对于地方农业结构优化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作用有限。不仅如此，当大蒜价格出现了类似于前几年的下一轮价格暴跌时，大蒜很可能又会成为地方经济的难题。
　　就眼前来说，大蒜价格的暴涨对于蒜农、经销商和大蒜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但就长期来说，这种暴涨对于农民、经销商和地方政府均蕴含着很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