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标准与设备生产相比滞后。徐振兴认为,无害化处理设备尚属于新产品,在技术推广方面,目前只有企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未出台。同时,生产企业相对年轻,设备可靠性还需加强。“国内生产企业基本都是2013年后建立,产品进入市场时间均不超过2年,对于产品的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测试。”熊波如是说。
最后,处理产物的检测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北京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示范点已完成了15个班次共计14.37吨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试验。产出物经北京市新型肥料质量监督检验站的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生物有机肥的要求,且肥效比普通肥料高,价格也相应抬高。如果能将该肥料运用于蔬果作物,其收益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养殖者使用这项技术。”熊波告诉记者。另外,我国对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产物目前仅用于林木肥料,该肥料成分对蔬果作物的效用正在进一步检测中。
记者观察:无害化处理需“三重保障”
当前,我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覆盖面仍然较小,病死畜禽收集不全面、处理不彻底的现象广泛存在。对养殖场来说,使用无害化处理设备进行病死动物处理获利甚微。在设备生产企业无法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微利的特点使得养殖场慎重选择机械化处理方式。因此,要想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普及,就需要设置政策、资金、人员三重保障,政府与养殖户均应从养殖、生产加工和监管等多个环节共同努力。
在政策方面,国家应强化养殖户的主体责任,明确其负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死亡报告和处理情况报告的义务。同时,明确地方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法律地位,加强对养殖户的监管,要求规模型养殖场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要进行处罚。
在资金方面,机械化处理设备是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的重点,是确保病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关键环节,也是资金的重点投入项目。目前,部分地区对无害化处理的补助不足,养殖户亏本运行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在技术推广之初,亟需国家的资金扶持。一方面,各试点地区应结合当地特点,由政府建立“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补贴机制,政府还应按照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全额投资建设或按照市场化原则、由企业投资建设等模式建设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另一方面,鼓励大中型养殖场、屠宰场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有需要的省份应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纳入购机补贴,减轻养殖场的负担。据统计,目前,我国212个试点县中已建成专业无害化处理场50个,立项规划建设或在建的无害化处理场90多个,辽宁省已有41个万头猪场和266个千头以上猪场完成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天津市万头以上猪场有9个自建了无害化处理设施。
在人员方面,无论是散养还是规模化养殖,养殖户的素质和养殖水平均有待提高。在处理运行经费难以保障的情况下,部分养殖者缺乏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常识,使用错误方法进行处理,造成环境污染和疫病传播。更有法律意识淡薄的养殖者,对病死动物进行加工售卖,直接威胁群众的食品安全。对此,养殖户应提高科学防疫、安全用药的能力和主动防控意识,改善防疫条件,从源头上降低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学习无害化处理技能,选择正确方式对病死畜禽进行处理。
此外,目前各地无害化处理工作进展不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大,但是建设用地比较紧张;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建设进度也不理想。这造成了不同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市之间的建设进度差别较大。“有钱有地”的地方,工作进展较快,其他地区相对较慢。在江河湖泊水系相连地区,上游工作的滞后还会对下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时,应从全局发展考虑,全国一盘棋,不能留“死角”,各地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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