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标准与设备生产相比滞后。徐振兴认为，无害化处理设备尚属于新产品，在技术推广方面，目前只有企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未出台。同时，生产企业相对年轻，设备可靠性还需加强。“国内生产企业基本都是2013年后建立，产品进入市场时间均不超过2年，对于产品的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测试。”熊波如是说。

最后，处理产物的检测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北京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示范点已完成了15个班次共计14.37吨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试验。产出物经北京市新型肥料质量监督检验站的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生物有机肥的要求，且肥效比普通肥料高，价格也相应抬高。如果能将该肥料运用于蔬果作物，其收益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养殖者使用这项技术。”熊波告诉记者。另外，我国对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产物目前仅用于林木肥料，该肥料成分对蔬果作物的效用正在进一步检测中。

当前，我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覆盖面仍然较小，病死畜禽收集不全面、处理不彻底的现象广泛存在。对养殖场来说，使用无害化处理设备进行病死动物处理获利甚微。在设备生产企业无法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微利的特点使得养殖场慎重选择机械化处理方式。因此，要想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普及，就需要设置政策、资金、人员三重保障，政府与养殖户均应从养殖、生产加工和监管等多个环节共同努力。

在政策方面，国家应强化养殖户的主体责任，明确其负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死亡报告和处理情况报告的义务。同时，明确地方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法律地位，加强对养殖户的监管，要求规模型养殖场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要进行处罚。

在资金方面，机械化处理设备是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的重点，是确保病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关键环节，也是资金的重点投入项目。目前，部分地区对无害化处理的补助不足，养殖户亏本运行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在技术推广之初，亟需国家的资金扶持。一方面，各试点地区应结合当地特点，由政府建立“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补贴机制，政府还应按照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全额投资建设或按照市场化原则、由企业投资建设等模式建设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另一方面，鼓励大中型养殖场、屠宰场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有需要的省份应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纳入购机补贴，减轻养殖场的负担。据统计，目前，我国212个试点县中已建成专业无害化处理场50个，立项规划建设或在建的无害化处理场90多个，辽宁省已有41个万头猪场和266个千头以上猪场完成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天津市万头以上猪场有9个自建了无害化处理设施。

在人员方面，无论是散养还是规模化养殖，养殖户的素质和养殖水平均有待提高。在处理运行经费难以保障的情况下，部分养殖者缺乏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常识，使用错误方法进行处理，造成环境污染和疫病传播。更有法律意识淡薄的养殖者,对病死动物进行加工售卖，直接威胁群众的食品安全。对此，养殖户应提高科学防疫、安全用药的能力和主动防控意识，改善防疫条件，从源头上降低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学习无害化处理技能，选择正确方式对病死畜禽进行处理。

此外，目前各地无害化处理工作进展不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大，但是建设用地比较紧张；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建设进度也不理想。这造成了不同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市之间的建设进度差别较大。“有钱有地”的地方，工作进展较快，其他地区相对较慢。在江河湖泊水系相连地区，上游工作的滞后还会对下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时，应从全局发展考虑，全国一盘棋，不能留“死角”，各地区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