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因此，农药创制必须围绕农业发展的这一诉求，实现绿色化、生态化。”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了中国农药创制领域的领军人物——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他这样说。

　　《农资导报》：作为农药创制领域的领军人物，您认为目前中国农药创制存在哪些问题？

　　宋宝安：中国农药创制，一是需要原创性的、高活性的、安全的药品；二是创制需要原创性的靶标。通过国家的支持，我们的原药创制有了阶段性的发展。但认真审视一下，我们的产品在绿色兴农和质量兴农的贡献率方面还远远不够。农药创新还缺乏重磅性的安全产品。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还是进口农药和传统农药。农药科研工作者责任重大，要研发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更安全的产品。研发安全、高效、低风险、低成本的产品是难点，也是挑战和机遇，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从减灾防灾、粮食增产和保障食品安全来讲，农药功不可没。农产品生产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既要多也要安全，围绕这样的要求，农药创制必须向绿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农资导报》：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您觉得应如何做好农药创新的研发工作？

　　宋宝安：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绿色的发展要求，从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的目标着手。我们的生产过程要绿色，研究手段要绿色，产品要绿色。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全过程可追溯。用一句话概括：从绿色化、高效化、清洁化、安全化4个核心点出发，发展高效低风险绿色农药。

　　《农资导报》：那您如何看待生物防治？

　　宋宝安：关于生物防治，我一直提倡“生态为本、农业为根、应急防治为辅”的指导思想。应该把它放到大农业里面来看。因为粮食增产的前提是作物健康，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生物的因素、生态的因素、自然的因素，农艺的因素。但当这些因素都没有效果的时候，病虫害成灾，我们还是要选择化学农药。应该说首先要预防为主，强调绿色植保的思维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把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手段结合起来，需要有系统的思维。

　　《农资导报》：规模化种植越来越广泛，对农药创制有哪些影响？

　　宋宝安：随着规模化种植逐渐的兴起和发展，我们要有为全产业链服务的思维。比如说，农药创制应该围绕农业生产的需要，围绕重大病虫害防控，集中精力攻克重大难点和技术瓶颈；围绕食品安全，做更安全的农药。现在劳动力成本高，要发展智能化、数字化农业，产、种、销都要数字化。因此，要更多地发展航空植保、地面高工效农药、智能化配药系统等，用智能化把人从繁重的农事劳动里解放出来。农药创制也要适应这种智能化的发展。

　　《农资导报》：您认为农药施用量零增长目标对农药创制有哪些影响？

　　宋宝安：肯定是有影响的。在减药过程中，高毒农药、传统农药退出是个很好的机遇，我们要加速研制安全、高效、生态友好的绿色农药，去替代我们的传统农药，加速农药品种更新换代，加快我们研究的速度。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农药、物理农药、高效安全农药等综合措施来填补市场空白。通过“双减”，现在传统化学农药的施用量在不断减少。这几年化学农药用量占80%左右，生物农药用量占20%左右，不少领域正在逐渐以生物农药来替代化学农药。新《农药管理条例》推动了生物农药的创新与应用，简化了使用门槛。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生物农药的施用成本高、防效相对较低。因此，在制定综合植保技术方案时，要以农民增收、增效、食品安全为重，要把绿色发展作为前提。

　　《农资导报》：有人说今年是农事服务的井喷之年，您怎么看农事服务？

　　宋宝安：农事服务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基层农技服务人员和科研人员都要适应市场的变化。要进行全产业链的托付，强调全产业链智能化，这一块我们还很薄弱。首先要加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加大围绕这个新兴产业配置的资源投入。只有这个组织壮大了，新技术和新成果才会更好地转化利用。过去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农技人员与市场脱节，很多成果可能只有试验示范，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所以无法形成一个产业。农事服务组织要根据农民的需要来配制资源，要加强科研人员、生产企业以及基层服务机构的融合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