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激烈的“僵尸肉”媒体之争正在上演：先是新华社的报道，让“70后”猪蹄、“80后”鸡翅等“僵尸肉”成为热门话题；接着是“剧情逆转的时候到了：“僵尸肉”报道是假新闻，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发文指出：走私肉一直存在，但“僵尸肉”（特指封存几十年的肉）的报道，是从一则“旧闻”不断嫁接、演绎而来的；然后是新华社记者李丹回应质疑，“初稿完成后，我们还请相关部门对稿件中核心事实进行过两次确认”，“出于采访对象的要求和对消息来源的保护，我们没有点出采访对象具体人名”。

　　从记者李丹的报道，到记者洪广玉的质疑，再到李丹对洪广玉的公开回应，围绕着“僵尸肉”，两位当事的新闻人之间发生了一轮交锋，其他媒体也有相应评论。但核心事实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因为，这样的交锋本身并未提供、也不能产生满足社会关切的关键信息。

　　作为一个前新闻人，我把目前为止所有的报道、质疑和议论，都看作一个提起议题、接近真相的未完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更关注媒体人的操作规范。因为，职业操作规范，有可能使媒体和公众更早、更全面地接近事实真相。

　　社会公众对冷冻肉过期的关切——也就是由李丹报道提起的这个议题本身，几乎无法否认；以往被相关机关查处的过期冷冻肉也几乎无法否认。争议只在具体的事实信息——所谓“肉龄长达三四十年”的冷冻肉。

　　当然，你可以说，“三四十年”和“数年”的冷冻肉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没有必要较这个真。你可以这么看，但新闻行业不是这么宽松地要求自己的。一张新闻图片中碍眼的水杯被PS掉，看似无关宏旨，但在这个行业都是规范不允许的。因为这个行业只有靠坚守细节信息的可靠，才能维系随时岌岌可危的公信。

　　正因为把目前所有的记者行为看作是接近真相的过程，我认为洪广玉对李丹最初报道的质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洪广玉自己都承认他仅凭打了几个电话就“作出是‘假新闻’的判断是有点太严厉了”。但他凭着自己在食品行业长期采访的经验（比如关于食品长期冷冻的经济成本的考虑），通过对李丹报道文本中信息、信源的审视，按图索骥，一一回访其可能的信源，应当看作是新闻业这个行业内部应有的纠错机制。洪广玉由此遽断“假新闻”固然草率，但如果把这样的操作看作是通过质疑、确证而不断接近真相的程序，我觉得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洪广玉的求证不足以作出某一个判断，但我们不能否定洪广玉的求证行为本身。我们甚至不能因洪广玉“仅仅”做了这些而否定他的求证。如果因为他做得还不够他就不应该做，那样，只是堵住了一条新闻报道可能接受质疑的道路。

　　在一个信息多元化、传播多主体化的时代里，减少可能的质疑不会使一个报道的可信度更高、新闻业的公信度更高，而只会是相反。随着信息的过载充斥，我们社会中“可信”作为一种资源便相形稀缺。而一个传播行业的可信度，恐怕只能靠质疑、纠错机制。何况针对新闻报道质疑、纠错的主体，已不限于新闻业内部。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质疑的，哪怕这种质疑最终被证明是错的。

　　当然，也有冷静的网友认为：（洪广玉）“用以反对‘僵尸肉’存在的证据，只是各个部门宣传负责人的一致否认，却无其他人证或物证。最好的辟谣方法，是找到更多的证据，而不是某几个人不承认。”

　　这个说法看似有理，但是，从辩论学举证规则的角度看，一般来说，“没有”是一个消极的主张。一个人若说“没有”，你似乎不能要求他提供“有”的证据。相反，“有”是一个积极的主张，这种主张的论证责任，也就是其提供论据的责任，也应当更“积极”（多）一些。是不是这样呢？当然，如果是行政诉讼的话，那么，举证责任倒置。百姓如果怀疑“有”，行政部门光说“没有”是不够的。

　　以此规则来看李丹与洪广玉的举证责任——他们都是探索真相的新闻记者而不是相关行政部门的责任者，那么，主张“有”的李丹的举证责任也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