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2014年我们在无锡对343位消费者做了一次可追溯猪肉实验。在实验中，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可追溯信息，包括具体的养殖信息、屠宰加工信息、运输销售信息。实际情况却发生了不同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需要的信息按重要性高低排列，依次为养殖信息、屠宰加工信息、运输销售信息，并对上述三类信息愿意支付的额外价格分别为9.67%、6.78%、4.52%，远高于我们以前的研究。

　　可见，消费者实际是愿意为食品安全“埋单”的，只不过市场没有能够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在实验中，消费者仍然表现出对信息的不信任，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得到政府的认证，也愿意为政府认证“埋单”，出价甚至高于所提供的信息。这也说明，如果社会诚信缺失，将会增加不必要的信息成本支出。

　　消费者需求

　　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化

　　我们还发现，消费者需求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价格敏感型、高风险感知型、养殖风险感知型、普通型4个类型。价格敏感型消费者以老年人居多，他们最看重价格，对所有的信息出价都很低；高风险感知型消费者则与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完全相反，他们对所有信息出价都很高；养殖风险感知型消费者只对养殖信息出价较高；其他没有明显特征的都为普通型，这一类型的消费者比重最高。

　　在另一次实验中，我们把猪肉所能提供的可追溯信息设计了低、中、高3个层次，每提高一个层次就多一种信息。据此，我们设计了7种市场营销方案，包括市场上分别只销售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同时销售低、中层次，同时销售低、高层次，同时销售中、高层次，同时销售低、中、高三个层次可追溯猪肉。结果发现，市场上同时销售低、中、高3个层次可追溯猪肉，最受消费者欢迎，3个层次可追溯猪肉的市场总份额可达到80%以上。显然，同时销售不同层次的可追溯猪肉能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由此可见，消费者需求差异化的特点说明：风险并不仅是政府与供应商的责任，消费者也同样有义务。消费者的义务就是要为更安全的食品“埋单”。只要消费者愿意出高价，理论上就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在中国当前总体购买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干预？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应该从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出发，为市场制定不同层次的可追溯信息标准，同时也应为相关信息给予必要的认证。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诚信逐步建立，社会信息成本支出将越来越低。我们的供应商将来会用心在生产的食品刻上自己名字，为食品安全构建坚固的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