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低收购价计算成本利润率，水稻平均的成本利润率是30%-40%，小麦是20%。玉米按照临时收储价格计算，成本利润率大概只有10%。而油菜籽的成本利润率则更是只有1.7%。

　　面对如此形势，各方不无担忧。“若国内因农民丧失种粮意愿导致粮价涨得过高，将使国内面临更大的进口压力。而一旦玉米等主粮品种进口持续增加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粮食市场调控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国研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指出。

　　粮食调控“双刃剑”

　　面对2013年国际粮价可能大幅下滑、进口有望激增的情况，有人建议，应“以高补贴应对高成本，化解高风险，突破瓶颈制约”。

　　但业内人士认为，其可实施性非常有限。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承诺，中国对于农业的补贴，不得超过其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8.5%。在此范围内，为进行农业政策补贴的微量允许空间，如是则形成了农业补贴的“天花板”。

　　国研中心《中国粮食调控》一书计算，中国2010年农业总产值为62897亿元，其补贴微量允许空间为5346亿元。测算表明，目前中国粮油产品的价格支持，除稻谷、小麦还有一定空间外，其他已经逼近世贸组织允许进行补贴的上限。

　　即使是稻谷、小麦这两个品种中，微量允许空间也分别仅有323.89亿元和141.40亿元。一旦启动干预性收购，就有可能突破微量允许水平。

　　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基本没有通过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来提升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能。寻求其他辅助手段，势成燃眉。

　　广义的中国粮食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粮食储备、政策性粮食销售、粮食加工产业政策、粮食进出口调节、粮食市场行政干预等。

　　这套体系逐渐建立的起点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加速发展则受益于200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的粮食市场化改革。自此之后，中国逐步开始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补贴，并开始对主要粮食产品稻谷和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2008年以来，中国又开始对主产区玉米、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措施。以此为标志，中国以补贴和价格支持为基础的粮食调控制度得以基本建立。

　　财政部财科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粮食调控制度有几个特点，一是价格支持政策成为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二是政策性补贴由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对农民直接补贴逐步成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方式;三是农业补贴总额和支持水平大幅度提高;四是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

　　但结合实践经验来看，这套体系仍存在一系列亟须调整的地方。

　　首先，由于中国的农业补贴分散到每个农民身上的数量有限，已经出现了“中央当投入、农民当收入、地方当负担”现象。

　　以2011年三项粮食直补为例，其总额已占到了每亩耕地净利润的30%，在农民收入中，补贴收入已占到了总收入的8%。

　　其中矛盾在于：中央对农业的补贴本意是希望农民将其投入生产，改进生产设施，但后者则将这笔钱彻底当作其收入来源，他们依然沿用过去的生产方式，并不用补贴购买农资和进行生产投入，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并未得到降低。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良种补贴与良种脱钩，种粮补贴与粮食生产脱钩”。

　　因为补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平均，粮食主产区并未因多产粮食而获得更多的额外补贴，故其积极性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影响。“我希望种粮食能够有尊严，但现在往往因为不出政绩，让人感觉不到这种尊严。”在最近一次农业会议上，东北一位主管粮食生产的副省长表示。

　　近两三年来，伴随着粮食宏观调控机制的不断强化，粮食市场政策化还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溢出效应。

　　所谓粮食市场政策化，是指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性收储粮食拍卖等市场干预政策，掌握了市场上的大部分粮源，粮食市场供应主要依赖政府拍卖政策性粮食库存，形成了政府调控政策主导粮食市场基本走向的格局。

　　自2008年起，政府连续多年提高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如此则向市场发出了强烈的托底信号，市场亦因此逐步形成了粮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产区农民惜售心理也因此日益增强，售粮节奏出现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