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科研方面，外部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增产潜力大、稳定性强的粮食，比如水稻、小麦、玉米，这类的研发，一个是研发问题，一个是推广问题，不仅要看到今年的问题，还要看到今后几年我们能不能够在18.26亿亩耕地，在这个有限的资源框架下能够使有限的资源产生出比过去更多的效益。

　　第三，关于民工荒的问题。民工荒在今年的春节前后比较严重，但是并没有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外地转移的基本态势，也没有改变农业最近几年越来越出现农业尤其第一产业劳动力现在在局部地方开始出现短缺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从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讲，是讲到物的问题、科技的问题，见物也要见人。最近两年，包括上个礼拜，我刚刚从江苏回来，这是我们国家的粮食主产区，也是一个农业强省，现在农业劳动力日渐匮乏，实际对农业生产里造成了影响。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职业化人员的培养问题，二是在制度整改方面，包括承包经营权方面，就是规范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标准，再加一个职业化的农业化基因主题。我以为从今年保粮食这个目标来看，要考虑今年，同时还要考虑长期。

　　第四，怎么样应对国际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包括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发展中的一些大国，它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学习。在全球农业竞争中怎么样体现我方的利益，体现中国农业的存在，也是确保的因素。

　　第二个大的问题，农民收入。大家知道，去年的农民收入是17175，绝对的时候12022，也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制定“十二五”，既然面向“十二五”，在农民收入方面，如果我们很难做到收入差距不缩小，那么能不能做到不扩大？你不要说到“十二五”期间就1：3，1：2.5，这好像也不太现象，但是不要在今年，包括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增，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农民收入具体到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的手段。比如我们去年为什么农民收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第一产业在收入构成里占到49%，工资性收入占到40%，剩下11%分别是财政性收入3.3%，另外的7.7%是有转移性收入提供的。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到89%，这两项非常重要，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卖粮食和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收入，价格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比较有局限，其实全世界的农民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价格因素。去年我到伊利诺伊州去访问，有三千英亩玉米，因为增加了一些对美国农民其它方面的支出，我问他的补贴对他的收入构成有多大的影响，他回答这些政策对他的收入有影响，但是影响特别小，可以忽略不计。我说什么对你的影响大，他说中国人买我的玉米对我的影响大，因为中国的玉米变化和全球的玉米对他的影响大概是200万人民币的毛收入的变化，2700英亩，折合中国亩是27000亩，一斤玉米一美分就是7美分，也就是说增加一美分就增加7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32万就大概200万人民币，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没有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我们去年、前年这两年农民收入，特别是粮食价格很难维持比较稳定的价格水平，特别在去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农产品价格在大幅度下降，但是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粮食，特别是在价格支持方面是小步快跑，每一年都有进步。这就是政府支持的很好的一点。

　　第二，农民的工资收入。其实政府的作用力是非常大的，我非常赞同统计局万司长说的，民工荒问题，一个企业，特别是构成度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比较低的，在金融背景之后，它的利润其实很薄了，他不可能给一个初工，新进入第二产业门槛的农民一个更高的工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和农民希望得到的工资收入确实有差距。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差距，第一代农民工今天是农民，明天就不是了。第二代农民工今天可能是学生，明天就成了农民工。第三代农民工，宁愿在家里待着也不愿意出来当农民工。这是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农民工的现象。有一个工资标准，这个工资标准与能够支付的成本高度相关，这意味着产业的布局和产业的转移都联系在一块。第三、第四就不再多说了。最近到江苏调研，广东的农民和江苏的农民现在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讲，都希望增加转移性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农民自己的承包地，出来以后转包费用多高，或者说广东那边的农民工的收入有三个来源，第一是集体经济的收入，第二是务工收入，第三是农民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地出租以后的租金收入，这个财产性收入各占1/3，从局部地方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的意义同样很大。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肯定要有所作为。特别要注意边远地区，牧民的收入和渔民的收入，努力使农民收入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