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都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经过调整，不会发生重大的逆转，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持续。

　　记者：有人说，是外需倒逼中国增加内需。对此，你有何看法？

　　陈东琪：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其实中国经济经过上一轮周期七年的高速发展，自身也有了调整的需求。出口成本增加，对资源消耗大，对环境影响大，低价值的出口不可持续，再加上“十一五”减排目标的限定，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珠三角、长三角的增长就乏力了，就要开始调整了。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会调整，这次调整有外部因素，但更多的是内因。

　　记者：如此说来，结构调整并不会像有的人想的那样会影响经济增长，反倒还会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增长？

　　陈东琪：是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现在虽然不像十年后那样看得清楚，但可以看到许多变化：

　　产业结构变化带来新的增长。工业向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医药、装备，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减排40-45%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新的增长需求，形成新的产业链。比如，风能产业所带来的设备和发电机组；清洁能源中，煤变气、煤变油；循环经济的“三废”利用；汽车业中新动力能源的普及等，都会形成新的产业和增长。

　　产品结构的变化。汽车种类很多，新出现节能减排、个性化、低碳化；纺织品结构也向高精尖推进，出现很多品牌。产品结构变化，意味着资本结构、劳动力结构等多种结构的变化，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增长，有利于可持续增长。

　　制度改革带动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的发展。新近推出的创业板，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标志着中国要从制造型经济向创造型经济的转变，原来的世界工厂只是外延型数量型的发展，有了创造和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的生产力将有新的提高。
 

       通胀预期，关键是做好提前管理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通胀的代价，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陈东琪：任何国家在跨越时期加速增长时，都有通货膨胀的高预期，这在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再看，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到减排的拐点，但中国立足长远，顾全大局，在希望发达国家承担更高的减排目标时，提出了我们的减排目标，这必然要我们付出高成本。原来出口中，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排放成本是重要的竞争优势。以后，这些成本都会增加。因此，通胀的代价也是必然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找到控制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点。这次通胀预期时间早、预期强，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央行系统采用了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多的货币投放下去，必然会表现在价格上。

　　记者：通胀迟早都会到来，那应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陈东琪：对于通货膨胀要分阶段看。货币投放后，不会立即表现为通胀，而是分为复苏、扩张、繁荣、衰退四个阶段表现。我们刚刚经历了衰退，现在进入复苏阶段。一般来讲，第一个阶段通胀不会明显，货币刚投放下去，货币速度还上不来，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量都不会太多；再加上在复苏时期存货多，“去库化”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还有一个稀释产能的过程。另外，基本物资供给充足，粮食六年丰收，CPI也不会明显上去。所以第一个复苏阶段，物价总体是上不去的。要到扩张和繁荣阶段，存货少了，产能利用了，物价才会加快上涨，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前管理好通胀。因此，准确地说，管理“通胀预期”并非通胀已经来到。通胀是以后的问题，而不是当下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控制给未来通胀带来的压力。

　　记者：具体说来，有哪些方法去管理通胀预期？

　　陈东琪：一方面，要加强货币管理。今年上半年信贷达6.1万亿元,去年全年才4.9万亿元。为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尽快拯救市场，除了增加信贷别无他法。从七月开始就进行了适当调整，7月信贷减到3000多亿元，8月为4000多亿元，9月为5000多亿元,10月为2530亿元。今年的信贷总量能达到9万亿元,是去年的一倍多。单从一个月的货币投放量看，2530亿元可谓是严重紧缩政策；但放眼全年，这是信贷有弹性的管理，是要实现信贷的动态均衡。可以说，我们已在采取措施，通过加强信贷管理，来防范未来通胀。但这些政策调整不是方向性的，而是上升期的动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