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昭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是中国改革的开篇之作。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突破

　　改革首先由农村突破，根本的推动力来自农民。农民群众已经不能按照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了，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

　　安徽是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小岗人是首创大包干的排头兵。小岗村和全国农村一样，在土改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合作化前，正常年景每年粮食产量有十八九万斤，丰收年景可达20多万斤，1956年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小岗村一步跨进了高级社，从此产量逐年下降。1958年在大跃进中又进入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全村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了6户，有78人背井离乡到外地讨饭。“文革”十年上级先后派来多个工作队搞阶级斗争，并表示：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鞭子，要把小岗人赶进社会主义。由于采用支一派、压一派，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生产队的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都先后当过队长或副队长。据统计，小岗进入高级社以来，国家贷款15632元，无偿投资2925元。从1966年－1978年，吃返销粮11．4万斤，占13年全队粮食总产量的65％，国家花钱买了十头牛。1978年推行包产到组时，还是合不拢，最后他们干脆冒着风险搞了“大包干到户”，还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小岗人终于突破了“左”的束缚，重新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夺回了历史的主动权。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一批干部面对实际，深入群众，也深感原有经营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以民意为天，开始支持群众改革。

　　改革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改革的过程中确有一部分干部，由于受极“左”思想毒害很深或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极力反对改革，明明知道双包到户能够增产，改善民生，但他们仍坚持他们所谓的“大方向”，为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成为中央和群众、基层之间一根“顶门杠”。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党有一大批与农民有血肉联系的各级干部，再加上过去由于“运动”不断，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曾对“左”的倾向进行过抵制，因而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经过多年的实践，从事农村农业工作的干部开始体会到农村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是支持农村改革的积极力量。“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左”的一套的破产。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人们逐步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在党中央和群众之间有一大批基层干部，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的选择，再加上新闻媒体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就在党中央和群众、基层干部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做到上下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农村既是多种矛盾的集中焦点，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也是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农业、农村、农民不仅受到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而且受到计划经济以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束缚和伤害。国家的资源向城市倾斜，又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限制农民流动就业，使沉淀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人地矛盾加剧。这在工业化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独立的工业体系形成后，仍然较长时期地延续着这种体制，限制了农民在流动中就业，必然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没有铁饭碗，并受到宏观、微观双重不合理体制的伤害，所以农业、农村是多种矛盾集中的一个焦点，农民对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特别迫切，改革也就从受“左”的折腾最厉害的贫困地区率先开始。农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薄弱的环节，改革率先从这里取得突破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