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昭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是中国改革的开篇之作。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突破

　　改革首先由农村突破，根本的推动力来自农民。农民群众已经不能按照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了，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

　　安徽是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小岗人是首创大包干的排头兵。小岗村和全国农村一样，在土改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合作化前，正常年景每年粮食产量有十八九万斤，丰收年景可达20多万斤，1956年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小岗村一步跨进了高级社，从此产量逐年下降。1958年在大跃进中又进入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全村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了6户，有78人背井离乡到外地讨饭。“文革”十年上级先后派来多个工作队搞阶级斗争，并表示：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鞭子，要把小岗人赶进社会主义。由于采用支一派、压一派，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生产队的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都先后当过队长或副队长。据统计，小岗进入高级社以来，国家贷款15632元，无偿投资2925元。从1966年－1978年，吃返销粮11．4万斤，占13年全队粮食总产量的65％，国家花钱买了十头牛。1978年推行包产到组时，还是合不拢，最后他们干脆冒着风险搞了“大包干到户”，还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小岗人终于突破了“左”的束缚，重新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夺回了历史的主动权。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一批干部面对实际，深入群众，也深感原有经营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以民意为天，开始支持群众改革。

　　改革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改革的过程中确有一部分干部，由于受极“左”思想毒害很深或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极力反对改革，明明知道双包到户能够增产，改善民生，但他们仍坚持他们所谓的“大方向”，为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成为中央和群众、基层之间一根“顶门杠”。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党有一大批与农民有血肉联系的各级干部，再加上过去由于“运动”不断，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曾对“左”的倾向进行过抵制，因而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经过多年的实践，从事农村农业工作的干部开始体会到农村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是支持农村改革的积极力量。“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左”的一套的破产。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人们逐步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在党中央和群众之间有一大批基层干部，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的选择，再加上新闻媒体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就在党中央和群众、基层干部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做到上下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农村既是多种矛盾的集中焦点，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也是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农业、农村、农民不仅受到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而且受到计划经济以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束缚和伤害。国家的资源向城市倾斜，又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限制农民流动就业，使沉淀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人地矛盾加剧。这在工业化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独立的工业体系形成后，仍然较长时期地延续着这种体制，限制了农民在流动中就业，必然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没有铁饭碗，并受到宏观、微观双重不合理体制的伤害，所以农业、农村是多种矛盾集中的一个焦点，农民对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特别迫切，改革也就从受“左”的折腾最厉害的贫困地区率先开始。农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薄弱的环节，改革率先从这里取得突破就是必然的。

　　改革从农村突破，归根到底是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群众意愿，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中的基本矛盾。

　　邓小平同志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及其变化发展，最终都只能从生产力的状况得到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发展中出现的某些环节和方面的不适应，需要用也能够用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自觉调节，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生产力开辟前进的道路。所以说，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在改革中，农民要摆脱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与这种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直接联系的“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家庭承包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适应我国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它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改革从农村突破的伟大意义

　　（一）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从而使中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改革30年，我们总结了许多基本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实践中创立了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方针政策。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制定了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30年的改革，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粮食短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短短几年内便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各种农副产品像“魔术”般大量涌现，统购统销、各种票证被取消，迅速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双包到户，连续几年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幅度很大，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8146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比1978年增产33．7％；油料达到1191万吨，比1978年增产1．29倍；棉花达到624万吨，为1978年的近3倍。保证我国众多人口有饭吃，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这对物价稳定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有了参与工业化的权利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干活“大呼隆”旧体制下解放出来。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一定的资金，农村又有富余劳动力，便从发展多种经营、创办小作坊、小企业起步，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重，三分天下有其一。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504亿元，2000年增加到27156亿元，十年来增加9．8倍，平均每年递增26．9％。从2003年至今，我国乡镇企业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个体工商户65万个，农村能人和农民工回乡创办的小型乡镇企业达85万家，当年全部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6．96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上缴税收达到7366亿元，从业人员总数突破1．5亿，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三成以上。

　　（四）引发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

　　家庭承包制解放出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找出路，乡镇企业的兴起为这些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开辟了途径。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迅速解决了本地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而且出现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象，产生了对劳动力新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乡镇企业薄弱，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勇敢地离开了本乡故土，走上了打工的艰苦道路。除了在本县、本地区、本省流动外，还到外省、到东部发达地区、往大城市流动，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工潮”。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加强服务”的十六字方针。农民外出就业由改革初期的200万人左右，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000多万人，2006年发展到1．3亿人以上，这在世界人口流动史上是罕见的。

　　民工潮的兴起意义重大。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1985年的1．25亿，主要是农业大包干的作用；再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的2100多万，在新减少的1亿多贫困人口中，通过农民外出就业所解决的人口比例，估计在半数以上。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改革内涵。它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政府决策为主转变为由市场配置为主的机制，从而推动了用工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育和成长。而且，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市民化趋势要求根本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兴起，是以政治思想领域拨乱反正为先导的，允许和支持改革，尊重农民对大包干到户的选择权，建立农民群众有权、有责、有利的农业经营体制，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推进。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农村土地不再集中经营，2亿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经济细胞以及数千万乡村中小企业的兴起，不仅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农村高度集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经济的自主要求政治的民主，继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建立而产生的村民自治，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这是中国农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长达30年保持了9％以上增长的世界发展奇迹，其中的奥秘之一：农村改革提供了中国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提供了民主政治稳定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