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依靠科学，大力支持奶牛育种

　　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农林部科教组王伟琪同志根据我国奶牛生产的实际，建议并组建了奶牛育种协作组，以便改变我国奶牛品种差，产奶量低，干物质含量少的落后局面。因为品种对奶牛生产全部因素的贡献份额达40%。王震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顶着“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支持反动学术权威”等种种帽子，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积极支持协作组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当年十月在北京召开奶牛育种和推广冷冻精液技术座谈会，成立奶牛育种协作组会议时，他因事不能到会，但委派秘书伍绍祖同志亲自参加会议，既是为了了解会议情况，更是体现重视与支持。一九七三年，育种协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天津召开，王老亲自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抓好奶牛生产，增加牛奶产量，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身体素质。”

　　一九七五年，协作组在西安召开第三次会议，王震虽未亲自出席，但让秘书打电话给会议，表示支持并致祝贺。一九七七年育种协作组第四次会议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召开，王老又亲自发去贺电，以示支持。中国奶牛育种协作组就是这样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虽然工作环境不好，但由于有王震同志的关心和支持，经过协作组人员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终于在1985年育成中国黑白花（现名中国荷斯坦）奶牛新品种，并先后获得农业部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品种的育成，对我国奶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七三年的一个星期天，王震同志去北京市种公牛站，当从技术人员口中得知他们采用冷冻精液配种技术后，十分感兴趣，不仅深入了解这项技术的工艺和原理，同时指示在场同志，要抓好这项技术的推广工作，使全国奶牛育种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为加快奶牛发展，提高育种质量，王震指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宪同志，可以从日本引进部分奶牛，并亲自出面和日本友人联系，在王老的直接关怀下，一九八四年从日本引进200多头奶牛，放在北京郊区的永乐店牛场饲养，王老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去农场视察这批牛的饲养情况，并嘱咐农场一定要把这批牛养好。后来，北京市农场局又按王老要求，多次从芬兰、丹麦、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引进一批优质奶牛、冻精和胚胎，对提高我国奶牛的育种水平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三、抓奶源基地建设，培养龙头企业

　　王震将军深知，没有巩固的奶源基地，就不会有稳定的乳制品市场供应。所以王老首先从抓奶源基地建设入手，为奶业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老人家最先起步就是抓北京市农场局的郊区农场，自五十年代后期，就多次深入到京郊奶牛场和干部职工座谈，了解奶牛生产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一九六二年，王震同志了解到奶牛场职工口粮偏低，饲料供应不足的实际情况后，一方面嘱咐北京市政府要给予支持，一方面及时向国务院反映情况。随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就要求财政拨款3000万元，支持北京市奶牛的发展。同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向北京市农场局奶牛饲养场的职工、干部进行慰问，把奶牛场职工口粮标准由每人每月38斤提高到46斤，并解决了饲料供应（以奶换料）和饲料地等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职工，调动了各场发展奶牛的积极性，先后又建起了40多个规模奶牛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每年递增牛奶500多万公斤，有效缓解了北京市场牛奶供求矛盾。与此同时，还在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广州、昆明等大中城郊区农场建立一批奶牛场，并有相应的配套加工能力，形成当地乳品的供应基地。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国营农场饲养奶牛增至19万头，总产奶量3.9亿斤，大城市奶品供应量国营农场占80%以上，供应紧张局面逐步趋于缓和。

　　一九六三年，王震部长亲自部署，在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建立以奶牛为主的实验基地，并定为农垦部的实验场，王震部长直接出面和上海等农垦局联系牛源。后来从上海选定了345头（其中有种公牛5头）优质奶牛，东北农垦总局（现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前身）决定派时任八五一一农场场长的张源培和技术员欧阳敏同志负责前往上海办理此事。当时，王震部长恰好在上海休养，亲自接见了张源培和欧阳敏同志，并当面指示：“要建立畜牧基地，发展食草型畜牧业，在密山至虎林沿线重点发展奶牛业。”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上海这批奶牛于一九六三年八月顺利运到八五一一农场，奠定了黑龙江垦区奶牛业发展的基础，开辟了奶牛业发展之路，现在黑龙江垦区已经发展到存栏30多万头荷斯坦牛的优质奶源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