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乡村治理的任务和目标转变了，有些乡村干部的治理思路却没有跟着转变，管理手段比较单一，面对问题缺少创新意识，似乎不用处罚和禁令就不能解决问题，出现了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水土不服”。

　　近日，山西省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的一则公告引发热议。公告称，为树立文明新风，今年10月1日起，村里不允许办满月、生日、搬家、上学等六类宴请，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凡有以上情况，全体村民不准前去参加，否则，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

　　整治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没有错，但在实施过程中切忌用力过猛、急于求成。这则公告初衷很好，却费力不讨好，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乡村治理中的“度”。

　　首先是没有把握好村委会行使权力的界限。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行政机关，没有行政处罚权，更无权剥夺村民转学、上户口等基本权利。而且，普通村民办红白喜事、生日宴请等，即使铺张浪费有悖于文明乡风，也不违法违规，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

　　其次是没有把握好推动移风易俗与传承乡土文化的界限。乡土社会的文化习俗，植根于宴请、祭奠等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中，尤其是通过适度文明祭扫，可以使敦亲睦族的孝悌观念得到传承，慎终追远的淳厚民风得到弘扬。近年来，一些红白喜事中的浪费攀比确实让乡村文明“蒙了尘”，也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但移风易俗不代表“一刀切”地废止传统习俗，否则不仅少了些人情味儿，效果也很难如愿。

　　第三是没有把握好“硬约束”和“软引导”的界限。除了通篇“不允许”“不准”的强硬语气，赤邓村公告最为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是以道德银行积分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口等相威胁。这就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给老人小孩让座，本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体现，值得提倡，但如果非要出台法规，对不让座者进行处罚，反而侵犯了农民的私人权利和自由选择，容易引发逆反心理。移风易俗与村民的传统习俗、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光靠强硬干预，即使短时间可能见效，但如果村民内生动力不足，难免会出现反弹。

　　好在当地及时叫停，公告中的规定并未执行，村民上户口、转学等也未受影响。但这件事不由让人想到几年前的另一则新闻，四川某村规定，只有80岁或90岁的老人才能办寿宴，因给87岁的母亲过生日，一位农民被村委会罚款。“一刀切”式的处罚屡见不鲜，从根本上凸显了当下乡村治理的痛点和难点。

　　从本世纪初开始，乡村治理逐步从收取税费、计划生育等任务中解脱出来，乡村干部从“刮孩子、收票子”的管理者，转向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引导者。尤其是近年来，农村社会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的需求日益复杂多元，而包括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整治等在内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实，不能光靠行政干预，更需要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可以这么说，当下乡村治理的任务和目标转变了，有些乡村干部的治理思路却没有跟着转变，管理手段比较单一，面对问题缺少创新意识，似乎不用处罚和禁令就不能解决问题，出现了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水土不服”。

　　为此，今年在中央层面先后出台了两个重磅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明确了目标、指明了路径。具体到各地，则应以此为指导，因地制宜、因村制宜主动创新。尤其是村干部，更应加快转变简单粗暴的工作思路，增强村务治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让村集体的决定真正符合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毕竟村干部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村民的“当家人”。笔者采访中发现，越是村“两委”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村里越能做到“乡风文明”“产业兴旺”。

　　就乡村治理而言，“春风化雨”理应强于“横眉怒目”。就拿这次发布公告的赤邓村来说，本来也有更好的选择。今年9月底，该村创办了“道德银行”，村民可将文明行为、好人好事等兑换积分，存入账户，凭积分去超市兑换等价物品，通过让有德者有所得，激发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如果能将这一举措持续推行下去，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威胁手段，应远比冷冰冰的一纸禁令更让人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