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既是助力中企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也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杨易说。

　　加入世贸组织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了强大新动能，我国农业从注重“引进来”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轮驱动，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模式不断创新，为我国农业优势产能拓展了更大空间，与东道国实现了互利共赢。

　　截至2018年底，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超过189.8亿美元，较2003年底增长了22倍，境外设立农业企业超过850家，平均投资规模超过2000万美元，并逐渐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聚集。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存量达94.4亿美元，较5年前增长70%。一大批中国企业在这条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丝路上掀起新一轮海外农业投资热潮。

　　民以食为天，农业项目都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和收入的民生项目，与沿线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使“一带一路”倡议更接地气，更深入人心。中资农业企业在尼日利亚培育高产水稻新品种，改变当地传统的种植模式，帮助当地人民增产100多万吨稻米，带动5000多户当地农户增收致富，和当地人成为了好朋友、好兄弟。中国橡胶企业入驻老挝，提供了8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当地带来150多万元人民币的税收。

　　农业“走出去”促进了我国农业先进品种技术、优势产能与合作国农业资源的有机结合，带动了当地粮食、经作、畜牧、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资农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兴建公益设施，向当地贡献大量税收和外汇，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生活，增进了双方的民心相通和政治互信。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国际援助是谢绝的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从思想上转过弯儿，认识到接受联合国援助并不是接受施舍，而是国际合作组成部分。”朱丕荣说。朱丕荣195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原农业部工作，先后从事粮食生产、农业计划、农业外事等农业农村工作达40年之久，还当选过两届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委员。这位91岁的老人是新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探路人。

　　“197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我们搞农田基本建设，每个劳动力每天补助3.25公斤粮食，当时基本可以养活一家4口人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优惠贷款超过120亿美元；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实施了200多个援助项目，援助总额达6000多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74个无偿援助项目，价值10亿多美元。这些贷款和援助资金成为当时农业筹措资金的重要来源。

　　“我任原农业部外事司司长的时候，干的最多的就是跑外援。”最令朱丕荣难忘的是欧共体（欧盟）的奶类援助项目。“这奠定了我国奶业发展的根基。”

　　在原农业部的积极推动下，从1986年到1996年，欧共体（欧盟）先后5次给予中国价值1.4亿欧元奶粉和黄油的援助，用于加工生产液态奶，一方面加大牛奶的市场供应，另一方面使销售收入用于发展奶业生产体系。

　　这5期奶业发展项目，是我国农业领域内受援规模最大、涉及地区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开放型合作项目。依托奶类项目，蒙牛、伊利、光明、三元等一批大型奶业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奶业的发展和人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调整。

　　2005年12月15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于2005年底停止对华粮食援助，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援助了。这标志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25年的粮食援助划上句号。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却在增加，中国已经从受援国转变为国际援助“合作国”和新的发展资源“提供国”。

　　“我国的援助方针侧重于技术援助，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今年7月，援布基纳法索农技组组长梁小平在完成第一期任务后，回国短暂休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要引进中国新技术、新理念，培养布方发展的内生动力。”

　　援布项目是中国农业对外援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先后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8000万美元用于在全球开展农业南南合作项目，累计对外援助粮食300多万吨，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1亿饥饿人口。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援建270多个农业项目，对外派遣农业专家2000多人，帮助当地培养农业人才18万人，并提供大量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农用物资，显著提升了受援国农业发展水平，让很多贫瘠的地方变成了富庶的粮食基地。而大批援外农业专家已成为“真、实、亲、诚”外交理念的践行者、中国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授者、美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