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GDP排在全国第二，尽管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等矛盾突出，却始终坚持口粮自给，粮食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放松。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解决一碗饭，副业解决一桌菜，要富还得靠乡镇企业，仅在江苏省江阴市，这座县级市的上市企业总市值超过3000亿元，这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起步于乡镇企业。

　　改革之初，江苏省海安县家家户户手头渐有余粮，于是搞了副业，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后面背篓里装满了鸡，浩浩荡荡，赶往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出现百万雄鸡下江南的壮观场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江苏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为全国发展率先探路。这种精神在江苏人的血液中凝聚传承，在经济实力上一往直前，在农业发展上保持领先，如今江苏在“强富美高”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江苏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工业大省，2018年GDP超9.25万亿元，排全国第二位；全省粮食产量732亿斤，全国第六位，经济大省保持着粮食持续平稳增长，粮食伴随着经济齐飞。

　　时光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温饱问题是全国上下关心的头等大事。江苏亦然，“不荒掉一亩田，不饿死一个人”，进行生产自救，组织劳动互助，修治水利、开展副业、抢种抢收，为克服困境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各省相继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指挥棒的挥动下，部分粮食主产区成为了粮食主销区，尤其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省市。唯有江苏，能保持粮食自足，用占全国3.3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5.56%的粮食，保障8000万人口粮自给，饭碗装的主要是江苏粮。

　　为切实保障粮食安全，江苏守住了三道“防线”：确保6800万亩耕地、5880万亩基本农田、稳定3300万亩以上水稻种植；推进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和水利现代化，确保稳产高产；建设现代化、数字化粮库，确保以丰补歉、调剂有余。

　　2011年，在60年罕见的大旱面前，江苏粮食生产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第一次八连增，总产量达到661.6亿斤。大旱之年无大灾，大旱之年大丰收，充分展示了江苏为保障农业基础地位背后付出的努力。

　　长远的发展，“巨人”间的比拼，关键还是看谁的短板更长。在全面小康的路上，农业现代化始终是“木桶短板”，江苏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把农业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目前，全省高标准农田占比、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贡献率，均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水稻单产、淡水渔业产值连续多年冠居全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带好头、领好向”“走好乡村振兴路”的重要嘱托，致力打造优质稻米、绿色蔬菜、特色水产、规模畜禽、现代种业、林木种苗和林下经济、休闲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等8个产值超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三农”这块“压舱石”，确保江苏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步伐更加稳健，动能更加充沛。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份农民宣言书，开启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新篇章。

　　而在改革之初，江苏省泗洪县的上塘公社也开始探索包产到户，《人民日报》刊发的《春到上塘》，详细记录了上塘从1978年9-10月份开始尝试分田到户、定产定额承包，生动表述了包产到户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变化。或早或晚，都说明了江苏老百姓敢想敢干的劲头。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是否也能这么搞，当时意见分歧很大，很多人认为发达地区没有必要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江苏宜兴率先探索，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1.4亿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宜兴探索，为发达地区“大包干”提供借鉴，成为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人多地少、资源制约，跳出农业搞发展，劣势转优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江苏首创。江苏乡镇企业最早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起步于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自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无锡东亭春雷村春雷造船厂成立开始，乡镇企业在江苏大地遍地开花，尤其是在苏南地区，呈现出“大小工厂满天星”的火热景象。

　　当然乡镇企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波折中前行，针对“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江苏首吃螃蟹，将承包制引入乡镇企业，推行了“一包三改”，实行承包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用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面对单一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结构弊端，江苏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江苏形成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