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赛男

    就在广大随迁子女家长为山东省首次破冰“异地高考”而喝彩、欢呼之际，“异地高考”改革又赢来了一片曙光。日前，列席“两会”的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论面对何种类型的具体情况，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地区都必须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地方政策。虽然袁贵仁强调，“‘异地高考’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开，而是存在‘条件准入’”，但是，改革方案时间表的明确，让随迁子女家长对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的开启充满了期待，多年来形成的“学籍”与“户籍”双认证的高考限制的屏障或许有望被根除。

    不过，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不是只要允许随地考试就能解决的，大城市和西部地区考生原有的“高考便利机会”被稀释后，本地考生对待来自异地考生的竞争能否理性？“高考移民”的前车之鉴能否不再重现？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对输入地的软硬件设施造成的压力能否调控？长期失衡的教育资源能否重置？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异地高考”改革得到答案。

    可以说，眼下的这项“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之所以迟迟“难产”，不仅仅只源于众口难调，更多体现的是多重利益方的博弈已经几近胶着。如何在限制高考移民和促进教育公平两者之间兼顾各方利益，需要政府强大的决心，更需要政府高度的智慧。

    从教育角度看，贸然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很有可能使大城市和西部地区的本地考生被挤到一边，由此，原本是为了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谋求有限的教育公平，却导致了新的不公平，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高考不仅关乎教育部门，还涉及户籍、就业、社保等诸多方面，倘若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就可能造成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上述“优势”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都已达到饱和，倘使在没有充分考量与统筹下，贸然承受更多的人口压力，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现实利益的盘根交错，现实因素的众多掣肘，正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切实推进教育公平，需要拿出更多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但是，要想把“异地高考”所涉及的那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理得清清楚楚，断得干干脆脆，除了强大的决心可能还远远不够。如何找到一条既能保障本地户籍考生的利益不受损，又能让非户籍考生顺利在输入地就地高考，对于教改的智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全面实施，我国教育改革现已面临着历史性的“拐点”：从“浅水区”向“深水区”突进，从单点突破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难点和关口，都逐渐暴露在我们面前，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就“异地高考”改革而改革的“单兵突进”恐怕不是根本的解决之策。我们能否尝试着把焦点稍稍转移一下，不去过多地计较户籍的挂钩与否，而是在阳光监督的前提下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招生权，以此来限制高考移民，推进教育公平？或者，既然高考与户籍、就业、社保等部门密切相关，非教育部门一家之力就能根治，那么，我们能否在更高的层次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但是，不管怎么设计、怎么考量，在具体配套方案的制定上，我们都既要鼓励各级政府及官员，拿出勇气，调整固化的利益格局，冲破落后的制度束缚；还要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改革智慧，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试点推行，来有破有立，推动“异地高考”改革稳步前进。

    如此看来，能否在10个月内拿出一个让全社会各方面都能基本接受的“异地高考”解决方案，只不过是我国教育改革万里长征过程中的第一步，至于如何为建立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让人人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则是比改革本身更重要、更持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