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雷博士因对中国农药废弃物管理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2011年度中国国家友谊奖。

    本报记者 王腾飞 文/图

    谈到中国农业，很少有人会将它和“农药废弃物管理”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逐年累积的大量农药废弃物也日益成为农田环境的严重威胁和隐患。2004年，中德两国政府正式启动了“中德合作农药废弃物管理项目”，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药废弃物管理模式的探索。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该项目负责人毛雷博士。

    废弃农药危害难以估量

    我国是一个农药使用大国，尽管农药生产尽量做到以销定产，但仍有很多农药在保质期内没有使用。随着农药管理日趋严格，每年有大量的禁限用农药被禁用，此外还有相当多假冒伪劣农药被查缴封存。“如果把假冒伪劣农药、过期农药和禁限用农药加起来，就发现这是非常大的量。比如在湖北我们就发现了1450吨废弃农药。这些废弃农药虽然不能再用了，但它们依然存放在某个地方，依然是危险化学品，需要恰当的处置。”毛雷博士对记者说。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毛雷博士告诉记者，如果采用普通的露天焚烧，容易产生二噁英和呋喃这两种有害物质，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而且不当的储存和焚烧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和危害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废弃农药的问题亟待解决。”

    德国方式中国不能完全照搬

    德国又是如何妥善处置农药废弃物的？毛雷博士介绍说，德国的农药废弃物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废弃农药，一个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就废弃农药来说，德国全境有186个农药收集点，每个收集点周边30公里内的农民可以到这个收集点交农药，最后集中到高温焚烧炉处置。在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都有强制的法律规定农民必须把废弃农药交到收集点去，并且要为处置这些农药付费，也就是法律规定的“产废者付费”原则。“付费原则对农民是非常大的督促，他们就要非常精确地计算好农药的量，最大程度避免产生废弃农药，这对农药使用是非常有利的。”毛雷博士说。

    而农药包装废弃物在经过农民三次以上的清洗和严格检查后，能基本保证包装物是干净的，危害微乎其微，就可以和普通废弃物一起来处置了。

    与中国不同，在德国农民必须参加培训考取证书才能拥有务农资质，整个德国农民不超过30万人，所以比较容易管理。正因如此，毛雷博士更明白中国的国情和前提条件相差甚远，所以不能照搬德国的模式。“我们要做的，就是希望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基本情况和经济条件的管理体系。”

    水泥窑协同处置经济又方便

    开发新的管理体系，就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项目伊始，毛雷博士和项目组同事就先在吉林、湖北、江苏三个试点省进行了废弃农药存量调查。通过对三个省的设施和处置能力进行评估，毛雷博士认为有两种处置方式较为可行，一是使用现有的高温焚烧炉，另一种是使用水泥窑协同处置。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水泥窑协同处置在中国是个既经济又好操作的方式。”毛雷博士说，一般处置危废的温度在1300℃左右，而水泥窑温度约在1300~2400℃，温度条件完全能达到。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是，高温焚烧炉需要用别的燃料来处理废弃农药，而使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农药可以替代部分燃料使用，达到节能的效果。

    因此，毛雷博士大力把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引入中国，跟湖北、江苏的水泥生产企业合作，对相应设施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成功地无害化处置农药废弃物1600多吨。

    提高农民意识尤为重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另一个问题引起了毛雷博士的重视。“在做农民意识基线调查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装农药的桶质量比较好的话，有的农民就会把桶刷一刷用来装水或食物，如果是袋子没有用，也不清洗就随手扔掉了，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毛雷博士说，农药包装废弃物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光每年湖北新增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就达1-1.5万吨。因此，项目延期过程中，工作重点就转向了包装物处置链的建设，同时通过制作播放宣传片、办培训班等方式培训农民超过1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