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凤云 李丽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农村社会问题随之凸显。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代表委员高度关注。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观念的转变

    “过去我们把社会管理重点放在城市，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矛盾比较多地集中在农村，如征地、拆迁以及民生等等问题，农村是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农村不仅是社会管理问题的重点，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

    “社会管理的旧理念在某些方面还根深蒂固，影响着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副主任张穹说，“有的地方出现的社会矛盾，暴露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的理念还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现实，仍然守着旧理念，以官对民的强势心态来对待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仍然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忽视平等的对话协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勇则认为，要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民众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表达意见。要重视老百姓的合理诉求，不能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拆迁，本来100万元的房子，你给80万元就要拆，老百姓当然不答应。我们在工作中要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要让老百姓相信政府，先要让老百姓了解政府在做什么，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党的领导是关键的，政府负责，社会起协同作用，公众参与其中，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四个方面怎么协同需要研究。

    畅通民情诉求，是化解矛盾的关键

    矛盾随时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并适时加以解决。

    “什么都不怕，就怕缺信息。”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认为，民意诉求渠道的疏通至关重要，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民生服务。他认为，让老百姓说理有地方，能够有效破解“闹访”、“缠访”等一系列难题。在采访过程中，张作理特别强调了调动全社会力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重要性。“石嘴山所有乡镇司法所，只要一个电话，就上门调解矛盾，提供法律援助。每个村都有一名调解员，努力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

    张穹则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问题所在：“现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广泛的介入，不该管的也管，面太宽。政府成为面对社会诸多矛盾的主体，疲于应付。现在需要整合社会管理的各方面力量，解决体制中的问题，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多种渠道来化解矛盾，不要采取单一的信访、上访形式。”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与传统的信访、维稳综治和司法调解等事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不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该进一步发挥社工机构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把社会矛盾的处置关口前移。”

    做好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

    社会管理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在农村，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农民服务。

    张作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政府要有服务意识，政府执政的资本是服务，政府与民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做到同位思考、同步感受，不能把自己和民众简单地放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位置上。服务到位，管理就好。政府要把管理创新落实到服务上，让老百姓看到服务就在身边，而不能只有‘管’没有‘理’。”

    “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应该以服务来促进管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认为。

    张勇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更加重视民生。“就业优先，老百姓有工作，有收入，才安居乐业。”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吕滨认为，乡镇政府真正转变观念、加强服务，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难题。“政府的考核目标、工作目标该改改了。乡镇政府盯着发展经济的任务、指标，往往忽视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低、福利少，也影响了乡镇工作的积极性和行政效能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