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乡村振兴法律体系构建，江西省代表关注角度则有所不同。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他们建议将“在乡镇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的内容写入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为下一步推进基层整合执法力量提供立法依据。同时，建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将进一步加强乡镇和街道党政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与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村（社区）综合服务站点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进驻村（社区）办理，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点和网上服务站点全覆盖。

    保障权益助推城乡融合

    构建乡村振兴法律体系，必须从注重农业法治建设向注重农业农村法治建设转变，从注重政策促进向注重政策促进和法治促进并重转变，从注重产业发展保障向注重产业发展保障和农民权益保障并重转变。

    基于对“三个转变”的自觉认识，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立法工作，多省农业农村部门针对初稿提出进一步完善意见。北京市代表建议注重条文内容的规范性与约束性，体现可操作性与稳定性，内容设置上注重把握与其他法律的衔接。云南省代表也建议强化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厘清对政府职能职责、社会公众权责的规定。天津市代表建议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法的关系，建议将初稿部分公文语言修改为法言法语等。

    作为一部定方向、管长远的综合性“三农”法律，陕西省代表建议增加农村和农民方面的内容比重。同时，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仍然薄弱，基础设施依然落后，要实现乡村振兴，需下大气力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建议增加有关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和路、水、电、房、网等基础设施的内容比重。无独有偶，湖北省代表也建议按照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就业等方面，增加对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的规定。基于类似原因，山西省代表建议增加农村改革的内容和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的内容。

    乡村振兴涉及范围广、立法难度高，如何甄别和提炼问题，选择适合通过立法进行规范的重点内容，实实在在考验立法智慧。广东省代表建议把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中之重，在法律层面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他们同时建议对于现有文件提出的重要政策概念，要通过技术手段赋予法律含义，处理好法律逻辑，完善法律表述，强化可操作性。比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以通过具体内容表达含义；对乡村基础设施，要从规划、建设、管理、维护等各方面予以规范；对基本公共服务，要明确内容和标准；对大量原则性及鼓励性、支持性条文，选择部分重点赋予具体内容，明确鼓励和支持措施；对于组织登记、税收优惠等中央专属立法权的内容，应当具体，以便落实。

    浙江省代表建议在立法重点内容上，坚持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的“四个优先”原则，着重突出在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农业新业态培育、农业支持保护、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乡贤回乡村、青年回乡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三大革命”、村庄环境管护长效机制、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确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投入保障、用地保障、金融保障、队伍保障等方面，明确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

    回应关切明确重点领域

    乡村振兴立法，不仅关乎农民兄弟利益，同样牵动社会各界目光。按照构建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核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支撑的“1+X”乡村振兴法律体系的要求，上海市代表系统梳理了乡村振兴立法的重点领域：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强化金融机构支持“三农”义务和责任，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保险；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关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管好用好集体资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建立农村建设体制机制。对农村规划、村庄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相对明确的城乡边界和规范预期，在此前提下确定建设投入的长效机制，明确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工作推进体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合理有序的城乡人口流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