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房宁

    4月30日，红枣期货将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历时两年多的调研论证，这一业界翘首企盼的期货品种终于在枣花次第开的时节有了结果。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枣生产国，面积和产量占98%以上。近年来，红枣市场供大于求现象日益突出，枣价持续低迷，种植收益缩水，利润空间收窄，现货企业的避险需求日益强烈。随着红枣产业进入盘整期，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成为转型的必由之路。红枣期货，被寄予厚望。

    枣价稳一点“树下交易”更透明

    72岁的宋礼种了20年枣。他所在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乌塔木乡库尔贵村，因枣而富。“2010年前后枣价好，最高能卖到五六十块钱一公斤。”宋礼说，那时他家18亩红枣一年的收入有70~80万元。但最近这四五年，枣价持续走低。2018年一级若羌红枣均价不到10元/公斤，30亩红枣只收入了10余万元。

    即便如此，若羌已是红枣市场的“价格高地”。在新疆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2018年秋冬收购季红枣价曾跌至3~4元/公斤，跌破6元/公斤的种植盈亏平衡点。

    枣价低迷，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2005年以来，由于种植结构调整，加上较好经济效益的刺激，我国红枣面积和产量快速上升。2017年全国红枣产量为562万吨，较2005年增加了390万吨。其中，新疆超过河北、山东、河南等传统产区，成为最大的商品化红枣种植基地，2017年红枣产量270万吨，接近全国的一半。

    种植快速扩张，消费则相对平缓。红枣市场主要在国内，出口量极其有限；消费主要是原枣，深加工产品占比仅一成。“胃口”不好的市场要消化巨大的产量增量，短期内确有难度。

    在买方主导的市场格局下，市场信息不对称，直接挤压着枣农的收益。产地的红枣交易方式还是“树下交易”。在新疆，每年都有大批外地枣商涌入，串通价格、压级压价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天一个枣商来问，8块卖不卖；明天一个来问，6块卖不卖；后天再一个来问5块卖不卖，农民就扛不住了。”长期关注枣业发展的若羌县政协主席姜华坦陈，一些枣商就是抓住农民急于出售的心理操纵价格。

    枣贱伤农，对收购方、加工方也是考验。“哪一年没看准，就有可能踏空、赔本。”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俊强说，加工企业一般不敢大批量收购。若羌羌都枣业副总经理孙娟说，不敢多收加上仓储能力有限，本地企业的原料往往只够用半年，多数时候都是停工。

    红枣期货上市，对枣农而言，能提供的价格发现的“晴雨表”，有利于建立良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企业而言，有助于锁定采购成本，开展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做到“旺吞淡吐”。

    标准能落地品级不再由枣商说了算

    在价格低迷期，枣业集中度低、产业化水平不高等深层次矛盾暴露得更加突出。“产业的小、散、乱，在各个环节都表现得很明显。”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据了解，在红枣的流通和加工环节，像河南好想你、山西天骄等这样上规模的企业屈指可数，家庭作坊类型的小企业、商户数不胜数。“种植、流通两头都是散户，中间缺少能扛得起来的龙头企业”，收购、清洗、烘干、批发成了产业链上的主流。

    以“中国红枣之乡”若羌为例。全县30万亩红枣，年产7.92万吨，本地现有仓储能力约1万吨，除河南好想你枣业若羌分公司和本地的羌都枣业外，没有大加工企业。另有10余家合作社，主要从事清洗、分级、包装等初级加工。

    组织化、产业化程度很低，标准化也无从谈起。干制红枣（GB/T5835-2009）国家标准已修订颁布十年，实际上很难落地。“在收购中，枣商各自为战，一看二捏全凭感觉。”姜华说，若羌县2011年就制定了全疆首个枣业地方标准——“若羌红枣标准”，但尴尬的是，这个标准未能推而广之，不得已在2012年调低。

    即便在生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新疆建设兵团，红枣标准也很难统一。王俊强说，各个团场分别制定标准，再形成一个师的标准，最终也仅仅在阿拉尔管用。“红枣仓储都是按户，张三的一级枣和李四的一级枣，可能就不是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