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方对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特别对国家库存偏大颇有微词,完全归咎于国家粮食托市收购和临储政策,也是导致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片面追求粮食数量,忽视质量的罪魁祸首,去库存化甚嚣尘上。还有的观点认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落实粮食安全粮食主销区责任,变粮食农业补贴普惠制为专惠制,倾向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差别化实施粮食目标价格补贴等等。
有专业人士还指出,优化国家粮食储备的目标与功能。调整国家粮食储备管理体系,明晰中央储备和省级储备事权划分,中央储备只承担战略储备任务,省级储备则承担后备储备,副省级以下政府不再承担粮食储备责任,实现扁平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此外,应严格剥离中储粮公司的非储备业务,强化粮食储备宏观调控职能。
应该说,有些观点很正确,但是把粮食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归咎于粮食托市或临储收购政策,有失偏颇,粮食价格不是说高的不得了,比国际粮食价格高,也是必然,我们的物化成本远高于国外,同时粮食结构性供大于求、产大于需,仅限于个别品种,长期国内粮食供求还将是紧平衡。
目前可以说,中央粮食储备偏大,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偏小,还有中储粮和地方粮食收购资源不能有效整合,甚至产生扯皮或无序竞争的状态,这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分析,2015年及今后粮食面临三大矛盾,一是,粮食供求总量紧平衡与部分品种阶段性过剩的矛盾。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特别是玉米连续增产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同步出现,产需走势逆向而行,阶段性过剩特征十分明显。稻米市场也呈现供大于求,销售不畅。
二是,托市价格面临双重挤压与保护粮农利益的矛盾。目前,广东港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750元、900元和500元左右,玉米价差甚至一度超过1000元,三大谷物品种配额外进口(缴纳65%关税)的价格,也低于国内价格。与此同时,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地板”不断抬高。进口粮价与国内粮价之差逼近“天花板”,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年年升高,挤压粮食收储。
在这种双重挤压的状况下,单纯依靠敞开收购、提高托市收购价格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效应越来越弱,现行粮食收储政策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三是适度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进口粮食冲击国内市场的矛盾。据海关数据预计,2014年粮食进口量将突破9500万吨,其中大豆进口约7000万吨。任正晓说,近些年,虽然三大谷物品种配额内进口得到有序管理,但高粱、大麦、酒糟粕、木薯干等非配额品种进口快速增加,2014年这些替代效应明显的品种进口总量接近2500万吨,挤占了国内玉米市场份额,加剧了产大于需的矛盾。
除此以为,大米除海关进口外,其他渠道低价进口数量依然不小,打破了国内稻谷产需基本平衡的格局,“稻强米弱”为期已久,稻米加工业经营困难。粮食生产和库存分布逐步向核心产区集中的态势,主产区收储压力巨大,托市收购政策还将延续,政策性粮食库存连年“滚雪球”,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专家透露,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价格高企。我国对小麦和稻谷,政府是实行最低收购价的。如果拿目前的最低收购价和2010年的价格相比,小麦的价格大约提高了60%多,稻谷的价格差不多提高了100%,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应该看到粮食价格也就是近五六年才涨,原先基础很低,要看到粮食生产成本在大幅上涨,仅人力资本就翻番,甚至翻几番,看农村老人妇女、戏称8341部队种粮,就可以看出种粮是弱质的,绝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因此不能奢谈国内粮价太高了,看和什么比,农民种粮收入偏低仍然是制约现代农业的最大难题。
国家已明确2015年小麦托市价格维持2014年不变。2014年临储玉米价格也维持2013年的价格不变。这就发出强烈的信号,政策性粮食收储在收紧价格上行区间,2015年度小麦、玉米产需、供求如果年景正常,加之1000亿斤仓容建设可期,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增大,东北等粮食主产区收储矛盾随之缩小,粮食价格很有可能步入下行区间。
粮食购销进入新周期,这是专家断言。既然2015年小麦、玉米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和临时储备收购,在粮食目标价格补贴没有完全实行前,改革现有的托市或临储收购方式和主体,应汲取经验教训,把地方粮食购销企业和中储粮一同作为收购主体,分贷分还,避免争抢粮源,扰乱市场和价格,同时改暗补为明补,种粮农民或农村合作社,卖一斤粮给予一斤市场价和托市价的差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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