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在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条件下，分散的农户只能出售初级农产品。从初级农产品加工到批发零售的所有加工和流通利润都远离农户，而由加工企业、中间商和零售商赚取。由于市场经济特有的价格关系，初级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从加工到批发零售的利润则较为丰厚。农民合作社可以通过统一销售“拿”回中间商的利润，又可以通过统一加工销售“拿”回部分加工和流通利润。农民合作社通过它特有的利益分享机制，让全体社员分享合作社的全部利润，从而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

　　以我国太湖的碧螺春茶为例。碧螺春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在太湖东西两山。2004年以前，茶农只能将茶叶鲜叶卖给外地客商，每斤鲜叶仅80元左右。4斤左右鲜叶可制作1斤成品茶，其价格在800～1000元∕斤。每斤成品茶有480～680元利润游离在茶农之外。2004年当地茶农成立了一家“碧螺春茶叶合作社”，经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后，该合作社按250～260元∕斤的价格收购社员的鲜叶，成品茶的价格高达2600元∕斤（韩俊等，2006）。这也就是说，农民合作社在提升茶叶品质的同时，将茶叶种植加工的的全部利润和流通的大部分利润都“拿”了回来。

　　可见，对于农业现代化过程来说，农民合作社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拿”回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利润，用以提升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

　　显然，农民合作社在一国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的历史作用就是，通过将传统农业家庭经营提升到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方式，将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到社会平均水平，以帮助社会经济最落后的部分跟上整个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和制度要求

　　改造传统农业家庭经营形式的第二条道路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不剥夺小农，且保持其家庭经营形式不变。这要求保持小农的独立性，即保持其土地产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人性，保持其土地的家庭经营自主权。这意味着，小农按照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农产品，再将农产品卖给合作社，得到其销售价格，最后再分享合作社统一销售或者加工销售后返还的利润。

　　在这个前提下，显然不能通过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去淘汰小农，否则，就等于用另一种形式剥夺小农。实际上，采用农民合作社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小农增收，而不是要淘汰、剥夺或者消灭小农。

　　为要满足上述条件，农民合作社只能实行“普惠制”，即在合作社内部，由全体社员平等（但不是平均）分享合作社利润。这里体现的是合作经济的“平等、公平”原则，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在这里部分失效。合作经济原则决定了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即“为全体社员牟利，让全体社员分享”。

　　为了保障农民合作社基本功能的实现，对内需要下面一系列制度安排。

　　（一）利益分享

　　普通社员在农民合作社中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包括：（1）合作社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类有偿无偿服务，如信贷服务、生产资料采购、生产技术指导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等。普通社员通过这些服务享受农业产业化的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得到廉价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取得农产品初次收益（即普通社员将农产品卖给自己的合作社，取得销售收益）。（2）分享合作社的经营利润。在此，大多数利润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比例返还社员（简称“二次返利”或“惠顾返还”），其余利润按社员人头和资本份额分配。

　　在利益分享制度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二次返利”，它是普通社员加入合作社，分享加工和流通利润的主要形式。

　　在历史上，合作社制度的成功，与“二次返利”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现代合作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日益社会化，竞争日益白热化，弱势群体也随之大量产生。为了生存，弱势者被迫组织起来“抱团取暖”。于是，互助合作的合作社应运而生。但是，早期的合作社大多是失败的，这包括1769年苏格兰额尔郡的便士资本家合作社，1794年奥地利维也纳制表工人的商业合作社，以及1790年代前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傅立叶型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