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了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社变身山寨银行，骗取农民辛苦钱。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大力扶持的新型农村经济体，为什么会在农村金融领域出现这些问题呢？这既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处在初级阶段有关，也与农民专业合作人才匮乏、监督体系缺乏、制度设计偏弱等等有相当关系。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准入门槛来看，还比较低。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只需有五名以上符合规定的成员，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即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由工商部门颁发，但法律并没有指明工商部门的监管职能，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需要接受年检与审查。合作社的领导者往往是农村的经济领袖，农民选择把资金交给他们，意味着对他们能力的信任。但是，如果资金滚得过快又缺乏监管，在庞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合作社的组织者还能不能抵抗诱惑，则是未知数；还有一些组织者因投资、生产失误而导致资金打水漂，也不乏其例。然而，当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社变身山寨银行，我们要反思的不是合作社该不该存在，而是如何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更好的发展逻辑，制度设计如何更加完善，监督体系如何更加到位，专业生产信息如何更加广泛。

　　经过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共识业已形成。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户的代表，有利于集中经营，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增加收入，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农民合作社贯彻相关政策，加强对农业宏观调控。农民合作社的机制相对灵活，可以解决农民生产碎片化带来的弱势地位，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从合作社制度建设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对完善、成熟的一些做法。从合作社的历史来看，一般认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是1844年成立的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该合作社的先驱者们从社会现实环境出发，创立了一套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办社和经营原则——史称“罗虚代尔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有六点：一是自愿集股筹资，只分少量股息而不分红利；二是社员平等，民主管理，不问股金多寡，一人一票选举；三是入社不受政治宗教信仰影响；四是以市场平价作现金交易买卖，保证准斤足尺；五是按购货金额比例分享利润；六是盈余中提取2.5%作为社员教育费用。这六点之所以一直被坚持下来而屡试不爽，在于既契合了合作社的背景，又能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来看，草创性合作社过多，对于一些行之有效的合作社经验尚未进行借鉴与吸收，这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文化素养、技能素养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对农民进行合作社培训甚有必要。

　　长期以来，金融是农村发展的一块短板。农村信用社等体系曾经在农村扎根，但“虹吸”现象的存在又导致农村资金的外流。农民在金融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如何改变？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也是一个农村金融人才的问题。没有农民金融人才，在农村搞金融是困难的，如何增加农民金融人才呢？在这方面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由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乡村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形成用社会压力和连带责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农村贫困妇女成立五人小组联保，通过向她们提供面额较小的贷款而推动农村发展，实践也证明如此既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资金难题，也提升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合作素养和金融素养。去年12月，京东集团与格莱珉中国合作推农村小额贷款业务，开拓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为中国农民提升发展能力试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农村需要人才，合作社需要鼓励，农村金融需要创新思路。这都是困难的，但必须做、必须勇于尝试，该走的路始终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