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理解是基于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从基层的视角来理解文明。如果说只做褒义的、宏大的理解，我们就会忽略社会当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共产主义文明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制度安排乃至国民性都不一样。因此用"共产主义文明"这个概念来指代我们所要解析的那段历史，它是成立的，也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我们既然能够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也应该能从普通人的行动与言说中理解文明的逻辑。

　　"共产主义文明"更具有包容性

　　徐书鸣："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界定，其思路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很接近，那您是如何处理西化的社会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张力？

　　郭于华：我们恰恰是希望能有所超越，西方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提出来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他们面对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运作方式、缺陷和发展前景。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不同的另外一种文明，且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回答中国社会最真实、紧迫的问题，它并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理论，西方理论自有它的合理性、适用性。

　　既然西方学者可以在研究他们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在研究中国——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国家——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理论呢？当然可以！不光是我们这么认为，西方学者也觉得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宝库，各种"社会事实"令人眼花缭乱。西方社会已经结构化了，趋于稳定，而且被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则不然，每天都在变化，让研究者目不暇接。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很好的理论构建，进而与西方理论形成学术上的对话、交流，共同推进人类知识的增量。

　　徐书鸣：首先提出"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再依靠实证性的研究去构建其理论框架，如此，会不会限制您的学术研究视野？

　　郭于华：不会，"共产主义文明"并非一个非常严格、固化、完备的概念，我们也没有给它设定很多理论和子概念。老孙、沈原和我在讨论它的时候，说这个概念叫什么都没关系，甚至可以称呼它为鱼，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的新书里所界定的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它们都是从实证调查和实证材料中概括出来的。这一概念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它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第二，它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一整套机制、逻辑和权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党文化，相比较而言，它更多元也更具有包容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落实于普通人的社会实践。

　　从"不认同"到"信仰"：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迷人之处

　　袁训会：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共产主义文明在遭遇中国传统的时候，二者有没有互动？

　　郭于华：当然有，其实共产主义文明也不能说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因为没法判断它是新还是旧，其中多是新旧理念交杂在一起。它是在共产党建政和巩固政权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思想理念和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