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力于收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农村口述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缘起： "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徐书鸣：郭老师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坚持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能否简单介绍下您口述史研究的项目背景？

　　郭于华：这个项目开始于90年代中后期，当时，孙立平老师在北大，我和沈原老师在社科院，应星那会儿还在读书，另外还有一小帮硕士生、博士生， 我们想做一个定位在中国社会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研究，于是孙老师和我就主持了这样一个项目。当初的设想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找六个村庄，分别收集农民的访谈资料，数年来也一直在致力于这个计划的落实，但实际只开辟了四个村庄，即河北西村、陕北骥村、四川柳平村(现在属于重庆)和东北石湾村。

　　袁训会：为什么选这几个村庄？只是一个单纯的样本吗？

　　郭于华：当时是希望能在不同区域选择样本，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我们最后两个村子是想选在南方，但是力量不足，因为选南方的村子--广东或者是江浙一带--有很多困难，比如方言的问题。而且参与的同学在毕业以后，很多都不在这一领域研究了，人手不够，所以剩下的两个村子没能开辟出来。另外，尽管四个村子的调查都是基于口述史的思路，可是完成的程度却不一样，骥村的调查比较全面，基本覆盖了其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其它几个村子的调查方向各有侧重，有的村子"土改"做得比较全面，有的则是"合作化"做得比较多。 这个口述史的项目的初衷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若要关注今天的转型，首先需要了解转型前中国社会的状态。很多人都认为转型遭遇到瓶颈，已经转不下去了，甚至有人说改革已死。这就使得转型前--49年到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更加必要，既包括其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也要关注到它在现实中的运作模式。所以研究当下中国的任何现象，转型问题都避不开，而对转型过程的分析，又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以前社会学对历史不太关注，当我们现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回顾过去的历史时，发现当下的历史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只包括官方的历史，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讲述，其中有很多的掩盖、扭曲，甚至编造，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呈现历史。历史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一定有问题，一定要被质疑。以往的历史中，无论是官方历史还是学者研究，那些最普通的村民、村妇，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经历和体验是被忽略的。所以当时的我们有一个抱负：希望能够知道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说它是回顾也好，追溯也行，我们的目的是要搜集、记录这样一段历史，毕竟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历史不能只以唯一的方式存在。

　　其二，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判断，并能在理论上或者学术上探讨，所以我们提出"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对它的界定，需要看其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是什么，需要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亲历者的讲述，来理解其机制、逻辑，特别要通过一个过程性的研究把它的机制和结构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学术理论上的追求。

　　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的推进会非常困难，因为搜集历史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理论的总结也不是特别有底，搜集、记录了之后，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论抱负尚是未知，只能从倾听、记录、呈现再到研究分析，逐步推进。

　　这就是我们口述史研究项目的大致背景。

　　从"领导"到"亲戚"：与村民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

　　徐书鸣：田野调查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融入到农民的生活情境中。您在调查期间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吗？又是怎么解决的？

　　郭于华：在这方面，我们有跨学科的优势，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就要求研究者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从而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

　　当然还要求相当长时间的投入和互动，不可能一两次接触就能跟农民熟络起来，让他们相信你，什么事都愿意跟你讲。

　　徐书鸣：能举个例子吗？

　　郭于华：比如我们在骥村，第一次去调查的时候，当地人用水还需要挑，因为他们的窑洞都在半山上，要下到山沟里，从那儿的井里挑水，再爬回山上。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有好几个人，房东家的用水量一下增加了很多，他们要挑更多的水才够用。给房东增加负担，我们觉得挺不好的，于是自己去挑水。我只能挑那段平路，因为挑上山，中间不能放，我根本挑不上去，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男生，只能是我挑到山底下，他挑上去，的确是一件挺费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