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地球的法则》中所说，基因工程的反对者怀疑转基因生物会对生态带来破坏，这是合理的怀疑。因为所有作物都会带来生态破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跟传统的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是带来更大的生态破坏，还是为生态做贡献？

　　根据英国咨询公司PGEconomics的报告，1996年至2012年间，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全球减少了5.03亿千克杀虫剂和2.03亿千克除草剂的使用量，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环境影响下降了18.7%。

　　韩庚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从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取得了植物遗传育种的博士学位。虽然研究的是传统育种，他却选择了转基因技术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创立了奥瑞金公司。他深信转基因技术的潜力，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虽然不是唯一的工具。

　　2007年，韩庚辰和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合作，购买了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又在2009年购买了抗除草剂和抗虫玉米进行商业化开发。

　　虽然奥瑞金公司在成立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没有为它带来一分钱利润，韩庚辰还是抱有信心，一直在用传统育种产业的收入补贴转基因技术的研发。

　　2009年，当转基因植酸酶玉米拿到安全证书时，奥瑞金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价翻了好几番，6个交易日内股价涨了300%。韩庚辰当时乐观地宣布，将在2年内商业化中国的第一种转基因玉米。

　　同样乐观的还有大北农公司，2010年成立的生物技术中心几乎照搬了国外大公司全套的平台和团队。根据公司的说法，在2010-2015年间，计划投资5-8亿元。对于相对弱小的中国公司而言，这是笔不小的开销。

　　但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并不是滚滚的利润，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尤其是转基因水稻，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失落的五年

　　情势急转直下。

　　2012年9月，法国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

　　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结论，杂志也撤下了这篇论文，因为试验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和证据的不可信，但借助网络的力量，转基因致癌论仍然传遍全球。

　　从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论调面世。虽然它们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人记得严肃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不育论、基因污染论、不可知论却能传遍整个网络世界。

　　至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降至冰点以下，也因而左右了官方的态度。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统计，2013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而在高峰期这个数字是20亿。

　　转基因的品种审定办法在此后5年里都没有出台，农业部也没有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还需要通过品种审定，才能进入商业化生产。

　　实际上，奥瑞金公司买下的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的抗除草剂大豆已经完成生产性试验，提交了安全证书的申请。“前面没有路了，”韩庚辰说，“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生产销售，3年，5年，哪怕是10年，都好说，可以计划。”

　　对转基因这种应用型的技术而言，自负盈亏的商业公司一向是研发主体。转基因的研发极为耗时、耗钱。按照韩庚辰的估算，科研机构投入1块钱研发费用，商业公司就要投入1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