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对转基因产业产生了阻力。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举例，“在1996年至2002年间，农业部审批一个转基因作物只需要6个月。而2006年至今，时间拉长到2到5年。”

　　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协调员透露，这是因为反转团体不断提起诉讼，要求开发者回应各方的质询。

　　更让业界担心的，是要求对转基因贴标签的讨论和公投。

　　2012年，加州发起了强制转基因贴标示的公投，从此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对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热烈讨论。按照现行法律，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是实行自愿标示的，但没有哪位生产者会主动标示。

　　最后这项公投以失败告终，同样失败的还有2013年的华盛顿州的转基因强制标注公投。即使是对于富裕的美国人，荷包也决定了一切。加州的消费者不希望因为强制标示转基因产品，带来价格上涨。根据估算，如果对转基因产品实行强制标示制度，每个加州家庭每年在食品上的花销将增加400美元。

　　但另外有30个州紧随其后，也提出了针对转基因的法案。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取得了有限胜利：当美国东北部的3个州都通过了类似法案，总人口超过2000万时，本州的转基因标示法案才会生效。

　　在转基因产业界看来，强制贴标签更像是反转团体的策略，目的是加强公众对转基因的不信任。为《纽约客》撰文的科学记者迈克尔也担心，这是为了“彻底禁止转基因技术”。他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在美国，这样的事莽撞而徒劳，但它会影响全球科学家的研究。

　　好时光

　　中国的转基因界曾有过短暂的好时光。

　　2008年，转基因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个项目，和大型飞机一起，进入了十六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这个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内计划投入240亿。这意味着，它将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政府的目标很明确：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产业化整体水平和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此激励下，抗虫玉米、抗病毒小麦、抗除草剂玉米、抗旱小麦等转基因农作物相继进入环境释放或生产性试验阶段。

　　韩庚辰回忆，正是从那时起，奥瑞金开始加大对转基因的研发投入，每年几千万。在好的年景里，这占据了利润的一半。在差的年景里，几乎所有利润都会被投入转基因的研发。

　　韩庚辰将这项技术看成是农业的未来。他以前的东家先锋公司曾是种植业市场的老大，但在生物技术的浪潮中，被孟山都迎头赶上，在1999年被杜邦公司收购。

　　许多农民都喜欢新技术。在美国，转基因大豆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占据了90%以上的大豆种植面积。

　　凯文从爱荷华州大学取得农业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回到自己的农场，从事种植工作已经有16年。他希望把土地更好地传给下一代。因此，凯文不喜欢使用太多的农药和化学品，这既增加成本，又对土壤不利。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让他不必像父亲和祖父一样，花费大量的管理田间杂草，还能让他支持的保护土壤的免耕法变得更容易。

　　威斯康辛州的南希从事种植工作已经34年，经营着2100英亩土地。她种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小麦（小麦还没有商业化的转基因品种）。20年前，当她年轻时，要穿上特别的防护服，戴上手套和眼镜，才敢去喷洒各式各样的除草剂和农药。

　　转基因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让她的工作变得简单。只需要在监控室里，按下几个按钮，喷洒一种低毒而有效的除草剂草甘膦，就可以除掉所有杂草。对于那些具有抗虫基因的农作物而言，几乎不怎么需要喷洒农药。

　　纷纷扰扰的有关安全性的争论，几乎让人忘记了科学家们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初衷：解决农业问题，而不是增加问题。

　　科学家们将抗虫基因引入农作物，是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抗除草剂基因的引入，是为了让农民的田间劳作变得容易，也为了减少高毒性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一些正在研究当中的特性，比如抗旱、抗涝等，是为了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也能种植农作物，减轻要养活到本世纪中叶全球近百亿人的耕地压力。

　　和传统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需要和杂草、害虫的抗性搏斗。自然界没有哪种生物会坐以待毙，抗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失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中所有问题的技术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