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结构调整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农民收入结构变迁，是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经济市场化和政策重农化的过程。今后，应主要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制度创新，优化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让农民更多地平等参与经济发展，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不断引导和支持农民收入结构的升级。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农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三农”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日趋健全，农民增收政策环境总体向好。但总体上看，制度不公平仍然是制约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不合理。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在以权利二元、政府垄断、非市场配置和管经合一为特征的不合理农地征收制度下，由于征地范围宽、补偿标准低等，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村征收了1亿多亩耕地，若按平均每亩农民损失10万元计算，农民的土地贡献也要高达10多万亿元。

　　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不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政策逐步放宽，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外出潮起云涌。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民工供求形势趋紧张，农民工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农民工工资稳步提高。但受户籍制度等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没有获得过完全平等的就业环境，被歧视现象长期存在，农民工“同工不同酬”问题依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2年，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的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相当于同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61%、87%、61%、81%。有学者测算，改革开放到2007年，农民工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工资成本达8.5万亿元，节省社保成本至少3万亿元。

　　城乡社保制度不平等。从城乡对比看，由于相关制度不统一、不平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领域、范围、质量上与城镇都有较大差距，农村享受的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医保、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城市。2012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172元，城镇则为330元；城镇居民人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为900多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补助则为240元；城镇职工年人均养老保险金支出5100多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年人均还不足千元。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经济主体应该拥有相应的财产处置权，然而由于农村财产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很不完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土地、房屋、牲畜、农作物等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但其财产权能并不完整。虽然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房、淡水养殖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但依据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无法通过农房、农地、牲畜、农作物获得抵押贷款，其财产功能发挥还受到较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收入增量对于低收入农民而言，增幅更大、意义更大，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突出对低收入农民的支持。

　　创新制度的政策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除了要稳定发展农业和国民经济，健全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更重要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充分尊重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一是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制定“公共利益征地否定式目录”，盈利性目的用地不得征收，保证农民在征地方面各项权利，规范征地程序，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政策。改变土地政策二元分割格局，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制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的操作细则，积极稳妥开展试点，尽快扩大试点范围。

　　消除就业创业的制度障碍，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一是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歧视，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研究表明，2011-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88个百分点。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工资基本反映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化，统筹兼顾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目标。此外，还要消除投资体制障碍，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利于农民就业增收。研究表明，如果通过发展民营经济等途径每年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可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