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完成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就是在农业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改换职业和居住地的迁移过程，因此可说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枢纽作用。这是我这些年来集中研究土地问题的原因。周其仁教授是我尊重的学界同仁，他的几次主动不吝赐教，包括最新这篇“城市化为什么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见《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促进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我也知道，周教授的土地观点绝非少数派，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向政府建言的经济学家的学界主流意见。尽管如此，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我再作此文，以求教于其仁兄并方家大众。

　　人的城市化是别扭，还是切中要害？

　　周教授上次说认识我多年，不知我研究土地问题，而且不研究就一下发表宏论，颇有责备之意。故我仔细解释其实我十几年前就从农民进城打工开始研究人的城市化问题，也是下了很多年功夫，并非“不研究就未必不能提出正确意见”的轻率之举。不料解释后周教授这次又有怪我研究得太早了之意，他说“至于当年怎么提出，以及是不是还有别人更早提出，我没有查证。从现在情况看，不论原创属谁，‘人的城市化’——这个‘术语’——我就觉得有点别扭。”

　　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要了农民的土地，却无法接纳农民。

　　其实提出问题只是为了研究解决，谁先提后提都没有多大关系。但人的真正城市化，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件大事。特别是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进城不能落户和市民化的严重问题。故我当年分析说“城市户口垄断对中国发展的巨大阻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相对资源的人口压力，中国要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这两大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太低。”“截止到20世纪末，按照统计的城市非农业人口，仍在20%左右徘徊，其他10%被列入城市人口的仅是指目前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村人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着标志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中最大的因素”（见《破除垄断坚冰》、《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这个矛盾由于我国随后即加入世贸而得到缓解，因而并没有引起重视。故2006年2月4日，我又固执鲁莽地给时任国家主席和总理郑重去信，直率批评当时的国家政策重心，指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属于最大之列。这个矛盾是中国今后20年的主要矛盾。但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三农，而在城市化”。“中国社会当前迫切需要提出和实施的是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个战略的出发点，首先是在城乡统筹的框架内解决已经进城农民的身份和地位的平稳转变问题，其次是规划和布局每年1500万左右新增农民进城落户问题”。但只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被全球化一时掩盖的人的城市化问题才重新更尖锐地浮上水面，并成为近年来政策和社会的热点。

　　尽管如此，我从没说过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创见，相信也许有人更早更多地从不同角度关注过这一问题，但周教授在文中说“以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文贯中教授，”则是肯定不严谨的。周教授在为文贯中教授今年新书《吾民无土》所作序中专门指出“那是2009年7月”。其实那时国内关于人的城市化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故文教授自己在书中也是说，由于城市人口包含了2亿农民工，“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当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而据我看到，文教授在2007年就对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有所怀疑，不过作为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直到2008年他回上海兼职任教，他发表的文章还都是采用官方数据。至于周教授说文教授提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涉及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与城市人口以什么比例关系增长更优，是技术经济层次的另一个问题，需要专门的比较和研究。文教授在书中也没说自己提出而是援引他人关于中国城市化“化地不化人”的观点，表示他很赞成这个“一针见血的归纳”。顺便说一句，文教授是笃信唯有土地私有化能够救中国的学者。他回国最初几年与我有过多次交流。近年来我们在土地和城市化问题上的观点越离越远。不过，尽管观点不同，他仍然是我尊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