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村干部（简称“村干”）三重角色，是指村干具有政府代理人、村民当家人以及理性人的三重角色。具体来说，是指在征地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当村干以村民身份与村民共同参与利益分配时，村干不仅扮演着徐勇教授所说的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还负有理性人的角色。

　　徐勇教授（1997）曾对于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村干的角色进行了考察，得出了村干部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的著名论断，并且进而指出，村干双重角色的实质，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徐勇教授这一结论十分睿智，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给予笔者以重要的理论滋养。

　　徐勇教授是从村民自治的角度来概括村干部的双重身份的。而笔者在对于征地补偿过程中村干行为的调研发现，面对征地补偿的巨大经济利益，村干在充当政府代理人、农民当家人的同时，还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这时，村干的村民身份，即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村民身份凸显，他们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非常活跃，并由此产生了系统的越轨行为。因此，笔者在徐勇教授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村干具有三重角色的结论，即村干以三重身份参与征地补偿的政策实施，表现出社会行动者行为的丰富面相。

　　二、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质性研究，具体来说，是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焦点小组座谈等方法搜集相关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予以分析概括。在相关文献的收集方面， 笔者搜集了几乎所有与土地征用政策有关的内部资料，包括国家及各部委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笔者所属部委的会议纪要、情况通报、基层案例等；在调查地文献资料方面，笔者在镇政府调阅了已经归档的赵村ZX-MZ支线项目的征地补偿资料、KG物流项目的征地补偿资料，拍摄了该村KG物流项目的部分征地补偿资料。

　　笔者的实地调查采用了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两类方法。访谈从2012年3月5日开始，到2012年8月4日结束，历时五个月。这期间，为了从多角度了解村干行为，重点访谈了三类人员，计31人。其中包括普通的失地农民、村干、镇政府及开发区相关人员，分别形成录音34、54、59个小时，计40.72万字。其中X01、X11、X14、X17、X21、X25等6人均做了两次访谈，X16则做了多次访谈。 为了尽量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在对象选择时，除了考虑涉及到与调查地征地补偿直接关联的各方人员之外，还兼顾了被访谈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员。 其中，对几位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此外，笔者还通过行政关系，就有关征地补偿问题召开了由镇属村支书参加的焦点小组座谈会。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村干行为。为了解读这一行为，笔者借助了社会学的社会行动者的理论工具。在这方面，帕森斯的巨着《社会行动的结构》为此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帕森斯一方面把社会行动者放在社会之中，在社会行为同社会的关系中去考察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总是把行动者的行动同人的主观意志、情感、观念及各种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并在人的观念价值系统中分析人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帕森斯认为，每一单位行动的基本构成都包括：目的、处境和规范。其中，处境又包括了条件和手段。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中，也对社会行动进行了论述。吉登斯是结构二重性理论的首创者。结构二重性是把行动和结构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它们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辩证的具体的统一。他认为，人类的行为既在构建、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构建、所塑造；一方面，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行动，受制于结构，另一方面，行动者又再生产了结构 。 吉登斯认为，结构可以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这里， 规则，是提供给行动者行动的相关程式的方法论和技术，是实践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资源，是行动者从事具体行动时所具备的各种影响行动效果的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