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的，农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最后，农民的参与意识薄弱，文化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了也削弱了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正如亨廷顿所说：“当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他们（新出现的社会主体，例如农民工）的参与需要时，新社会主体的流动性和政治秩序往往存在负相关关系，以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为例， 这些新社会主体正以“破坏稳定的方式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5]上述农民三种能力较低又相互交织，恶性循环，导致农民整体能力的匮乏， 从而加剧了深层次的农村社会风险。

　　二、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能力匮乏的诱因分析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注意到了人们由于先天的禀赋、出生的贫富等会有能力上的不同，但后天的不公平则往往是法律、政策等差别待遇的结果。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 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以来，农民不仅承受着体制性的剥夺 （主要体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土地征用过程中的 “不等价交换”）， 而且在劳动就业、社会参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着与城镇居民完全不等同的公共服务。 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农民相对城市居民的可行能力匮乏。 这是因为，按照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个体发展功能性活动提供了平台， 是个人发展可行能力的手段。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就业再就业服务、 政治自由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 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就业机会又与就业再就业服务等（如基础设施状况、 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 密切相关，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就业再就业等公共服务一起影响到人们的收入状况， 收入状况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教育和健康的投入。 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确保人们基本的医疗、养老等，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增强人们的安全感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会影响到家庭对下一代人的教育投资等进而影响其下一代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 而这些基本需求的实现又取决于政治自由和社会参与的实现程度。 只有在个人拥有顺畅的需求表达渠道和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权的基础上， 政府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与民众的需求达成一致。

　　三、可行能力视域下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

　　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而长期的二元治理结构导致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农村应对风险的可行能力不足，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弱势主体。 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 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从而促进农民在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在内的实质自由的实现，最终促进农村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防范和减少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快速有效的应对。

　　（一）农民可行能力提高的主要内容

　　1．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 ，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