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3.26％，65 岁以上人口占 8.87％，其中，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8.3%，是城市老年人口的 1.69 倍，中国农村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是未富先老。与此同时，现代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而传统的养老保障体系（土地保障加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形式）不断削弱，农村养老面临着极大的问题。收入贫困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而较低的疾病和养老应对能力导致农民健康生存能力下降，二者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健康生存能力相较城市而言更为匮乏。

　　如果这种能力的贫困长期得不到救济， 城乡利益结构失衡状况无法得到有效的调整， 工农和城乡矛盾势必会进一步扩大，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

　　一是基本生产能力的匮乏。 基本生产能力的缺乏与农业基础设施的落后相关， 也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外流相关。 由于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极大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的外流， 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如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 社会治安问题、 土地抛荒流失问题等。二是科学文化素质的匮乏。科技文化素质的匮乏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从全国来看，初中以下的大概占了 80%， 另一方面体现在农民获取知识的能力偏低，而且这种现象还有代际传递的倾向。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一定会带来社会实质自由的整体同步扩展，相反，不均衡的分配比例会导致穷人的自由被更具有可行能力拥有更多自由的富人所挤占。 中国的教育投入及教育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城乡之间尤其明显，农村学生不再享有与城市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滋生了各种教育腐败，农民收入不高，处于社会较底层，在这种不均衡的教育资源的争夺中更是处于弱势地位， 其后果是农村学生通过教育这条通道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先天的不平等（资源禀赋等起点的不平等）进一步演化为后天的不平等，后天的不平等（如收入、社会保障等）再进一步强化起点的不平等，受教育水平低和贫困一样有代际传递的倾向。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人才的外流对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原来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家庭和宗族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庭和宗族的社会资本弱化， 传统权威受到挑战， 农民越发趋向于原子化、疏离化。 而科技文化素质的缺乏，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失序和失范现象， 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失去传统组织庇佑的农民在现代组织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无以依托，就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和失望，从而产生越轨和违法行为，有形成社会风险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三）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扩大农民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 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社会参与的能力明显不足。首先，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渠道有限。 “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主要通过当选人民代表、 参与政治协商和担任国家公职人员三方面来实现。”[2]

　　虽然从 2010 年起， 我国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每一代表的人数改为 1：1， 但据统计，“截至2012 年 2 月 29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 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 2491 人，民企员工代表 16人(包括农民工 3 人)，农民代表 13 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3]这意味着占全国人口 70%的农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不到 4.5%，“参与政治协商的农民代表更少；农民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也极低，农民很难通过选举和公务员考试两种途径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即使通过了，由于农村户口的限制也难以如愿。 ”[4] 其次，缺少现实有效的参与组织。 在现代社会，参与组织是农民有效进行社会参与的重要手段， 也是化解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农村地区，传统社会中的组织(宗族)无法为民众提供依托，而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远未形成， 基层政府组织也存在着财务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农民无论通往市场还是国家的路径都是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