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和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各种风险因素大量增加，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 农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匮乏加剧了农村各种社会风险的进一步累积。 我国有 8 亿多农民，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不仅事关农民及农村发展，也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 虽然国外对于社会风险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 但由于国外城乡之间的分割不分明，公共政策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也不明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风险或国家危机管理问题方面，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研究涉及较少，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我国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研究起步晚，而且研究成果主要散布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对于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研究。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于农民农村问题的治理有一些有益的独特看法， 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用“可行能力”能较好的探明我国农村社会风险存在的深层次根源以及实现良性治理背后的障碍， 进而寻找到适合我国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的有效制度，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可行能力匮乏

　　可行能力理论是阿玛蒂亚·森在《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森在批判传统的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不应该只是关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等，还应该关注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实质自由的扩展。何谓可行能力？ 森指出：“可行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所谓功能性活动是指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 它包括很初级的要求，如营养良好 、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也包括比较复杂的活动，如参与社区生活、自尊和受人尊重等。 ”[1]森认为贫困、饥饿等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涉及到对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且这些组成可行能力的功能性活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正如社会资本理论所阐述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间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同时也互相强化或弱化。经济资本的萎缩会导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减少， 直接表现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以及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从而获得文化资本。 这也正是许多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措施失效原因所在， 纯粹投入金钱或者采取维稳措施而不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不是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根本办法。

　　从当前来看， 农村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农村组织风险（包括基层政府组织存在的财务风险、村民自治组织存在的治理风险和非政府组织的运营风险等三个方面）、农民人身风险（包括贫困风险、疾病与健康风险、老龄化与养老风险和失业风险四个方面）、 农村文化风险（包括村建设面临“人才”危机、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乏味、村民受教育水平地参与意识薄弱、农民的价值世界出现了“沦陷”和“撕裂”等四个方面）等，从可行能力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农村的社会风险， 可以发现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匮乏。

　　（一）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收入增加了，也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收入贫困仍是农民能力匮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贫困是绝对贫困。 根据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推算，2010 年农村贫困标准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1274 元，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6.8 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1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还有 2688 万，如果按照 2011 年调整后的人均家庭纯收入为 2300 元，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 1.28 亿。此外，目前农村的贫困标准很低，如果遇上自然灾害、疾病或者经济波动等，相当一部分农民很容易返贫。 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贫困更多表现为相对于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1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65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917元，城乡绝对差距 16648 元，前者为后者的 3.1 倍，据统计，这个数据还是十年来的最低值，而且这个统计还不包括城乡差距甚大的教育投入、 社会保障等各种福利和补贴，如果算上这些，实际差距可能要大得多。除了收入贫困， 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还包括应对疾病和养老的能力不足。在中国农村，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水平低，医疗费用支出增长高于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也不健全， 农民普遍处于缺医少药或者有病不敢看不愿看的状态，许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