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作为重要资源的农村土地，市场应不应该、能不能在其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理论界，争论较大。有学者和官员认为，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市场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要有规划；土地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哪个地方热就多给，哪个地方不热就少给，那就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有官员指出，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 “逆城镇化”行为。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土地也是资源，市场是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决定性制度，这高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目的就是让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具体实施很复杂，需要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并逐步推开。但不应当以“复杂”为由或以担心农民的“短期行为”为由，而不去积极主动推进甚至阻挠这一进程。

　　我们认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强广大农民自主参与城镇化、工业化能力，关键是在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农民成为土地市场的主体。

　　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特殊性

　　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就在于严格的用途管制，西方国家对土地规划利用的审查有着十分严格和繁冗的程序，采取各种手段对需要保护的区域（如农田、开放空间、自然景观以及生态脆弱区）进行严格保护。

　　从世界各国的做法看，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就在于严格的用途管制。在日本，因为农村土地大量减少，农村土地进行工业性建设也开始严格审批。日本《农地法》引入了《刑法》的内容，农民如果擅自使用自己的农地为自己修建住宅，必须责令拆除，并视情况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在中国台湾地区，非农人员可以购买农用地，但是购买之后，不能挪作他用。英美等国普遍采取了 “分区管制”模式，通过制定分区条例，确定土地使用密度和容积率，实现对土地用途的管制，当社区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采纳分区条例后，便获得了法律效力。

　　西方国家对土地规划利用的审查有着十分严格和繁冗的程序。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城市规划法》、《新城市规划法》，并通过制定 《市街地建筑物法》、《农地法》、《建筑标准法》等法律来保障规划的执行。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演变成了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基础设施规模效益下降、中心城市衰退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各州政府以“精明地扩展”理念为基础，提出了多种规划措施，以提高现有建成区的开发密度，减少对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采取各种手段对需要保护的区域 （如农田、开放空间、自然景观以及生态脆弱区）进行严格保护。

　　我国土地资源配置的特殊性更加明显

　　我国土地绝对数量大，人均占有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形势日趋严峻。

　　我国土地绝对数量大，人均占有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形势日趋严峻。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可用作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各项建设用地的供给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行业、各区域土地利用目标的多元化，加大了调整和优化行业、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难度，统筹协调行业、区域土地利用的任务日益繁重。

　　为了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制度。例如，2012年，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要求 “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审查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规划，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安排，确保各类规划在土地利用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